今年是大明宣武元年，加上之前光复朝的29年，和再往前使用永历年号的永历200年。大明王朝复兴已经整整有31年了！当年不过36岁的左宗棠，今年已经67岁“高龄”了。这个年纪在21世纪不算太老，可是在1877年却是绝大多数人都活不到的高寿——所谓70古稀，古来稀有，离67岁仅仅只有3年了。所以和左宗棠同时代的大儒小儒，如今大多不在人世了。整个大中华社会的中坚，不是在复明之后出生，就是在复明之后成长，他们的思维和所接受的教育同复明前成长起来的人们是完全不同的。
众所周知，儒学或者说是官儒，其实是朝廷用科举取士的办法灌输给民间知识分子的——科举考什么，下面的读书人就学什么，否则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和一帮大儒讲大道理的效果，是远远不如直接拿科举内容和规则开刀来得好。
反正大部分读书人只求有个考试做官的机会罢了，虽然大明的科举改革用年龄设限，断绝了一批人的仕途，但是秀才为官却让读书人得官变得大大容易起来，对大部分读书人还是非常有利的——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他们自然不会反对了。
而朱济世所推行的科举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则是内容改革，不仅加入了大量的实学内容，而且还大幅降低了儒学类考试的难度——这也和科举取士的人数增加有关，现在光是大明帝国一年就要取几万个文职官员，比起伪清时代一年平均100个左右的进士额度（三年一试，取士300上下）增加了几百倍，考试的难度当然要降低很多。
而且朱济世更是有意引导科举考试中的儒学题目简单化。到了光复二十几年，科举考试中的儒学题目大多是选择题、填空题和默写题，基本上都围绕着四书五经的几篇重要的原文出题，不求甚解了。八股文章也不做了，改成一篇制式公文，能把事情简单明了说清楚就行。而用来为难大多数考生的难题、偏题，都集中到了法律、经济、数学等实学类的题目（哪怕是秀才科同样要考一下法律、经济和数学方面的内容）上去了。
这样一来，儒学在大明科举考试中的作用就越来越小，而民间学习儒学的兴趣自然也越来越低。大部分新时代的读书人对儒学的了解，都处于只知大概的水平之上，他们对于儒学的维护，自然也不能和30多年前的儒生士大夫相比。
“都31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够快的……”左宗棠沉默了片刻，又些感慨的叹了口气，“如今我大明的武功之盛，已经远迈汉唐，只是这文治……”
“什么是文治？”朱济世笑说着，“人人精通孔孟之道就是文治？左卿，你觉得这孔孟之道需要花多少年方可称得上精通？”
“道理当然是一辈子都学不完的……”左宗棠苦笑着摇摇头，“太上皇，老臣明白您的意思，孔孟之道并非实学，无需人人精通，也不可能人人精通，要不然这天下的实事就无人去做了。”
孔孟之道算得上是东方哲学的精华，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值得花一辈子去研究。但是一个国家里面搞哲学研究的只能是极少数，大部分人，包括官僚政客，也只能做到粗通。如果整个精英阶层把研究哲学当成了职业，绝对是个不可想象的社会，
而中国社会的宋明清三朝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而且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们千年如一日的研究的情况下，中国的哲学研究其实也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反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思想被禁锢在牢笼之中。
如果要在国际上寻找类似的例子，大概可以和天主教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还有****的真神教世界有的一比。而且儒学实际上也有一位教宗或是哈里发之类的领袖，就是皇帝老子！而协助皇帝统治天下的文官则是儒学的主教或是阿訇，科举则是主教和阿訇产生的办法，同时又是一种传教手段。
而要对这个类似宗教的儒学进行“宗教改革”的最佳时机，就是改朝换代之时。因为没有人能靠一帮儒生去夺取天下，一个新兴王朝的基础必然是武力。所以在王朝兴起的时候，儒学教派的力量最弱，改革的阻力也最小。这也是朱济世成功的将儒学从神坛上请下来，解放了国人思想的主要原因。
当然，朱济世也可以在将儒学请下神坛的同时再扶植起另一个禁锢思想的学派或教派去牢笼天下智士。哪怕就是把马哲搬出来，在刺刀和科举的双重作用下，也照样能让中国的读书人言必称马恩。
不过朱济世当时的想法是将中国社会的精英引向实学和实业，而不是继续考试做官收租的传统幸福生活。因而需要打破人们思想上的牢笼，而非再建立一个更坚固的牢笼。
但是在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成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独木桥之后，适当的洗脑或是价值观教育，还是有必要建立起来的。
大中华帝国必须要有自己的普世价值——对大明王朝的统治和大中华帝国的团结有利的普世价值。而不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呃，自由是可以的，民主也木有问题，但是皇帝老子一定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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