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传统文明——这似乎是一件很要紧，也是很正确的事情。但是朱济世上台执政之后，却一直没有在这方面下过什么功夫，甚至还在向相反的方向用力。以至于有不少思想比较保守的儒生士大夫将当今的大明天朝视为蛮夷之国，私下写了不少批判的文章。直指当今太上皇帝离经叛道，实为名教罪人，于洪杨之流无二！
而这样的指责在朱济世看来，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仅不是名教罪人，而且还是张载口中那个为往圣继绝学的圣人——而我们这位朱大圣人对中华传统文明和儒家思想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它们统统“扔”在一边将近30年……
这是贡献吗？当然啦！在朱济世看来，中华文明从宋朝开始就走上的一条错误的道路，走到明清更是错得厉害！而要纠正或者要继往圣的绝学，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不能用一种“正确”的思想去替代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这种替换，往往就是新的真理垄断的形成！
而且在朱济世看来，中华文明的问题并不在于哪位大儒的学说对错，而在于朝廷通过科举制度建立的对真理的垄断！且不说被主流文化视为末学的自然科学——虽然可以举出许多各种各样的儒或是朝廷重视自然科学的例子，但是中华文明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落后已经说明问题了——就算被西方视为科学之母的哲学，在官方对真理的垄断之下，也是长期遭受摧残。
虽然历朝历代都有所谓的大儒出世，但是在朱济世看来，这些大儒同样是官方真理垄断的牺牲品。他们的思想只要不符合官方的要求，便会很快失传，就算不失传也不可能成为主流。退一万步说，那些不合官方要求的思想，大多也是被条条框框圈起来的东西，根本脱不出孔孟之道，顶多就是伪造或是曲解儒家的经典。
朱济世倒是可以效仿其中的某些人，将自己从西方批发来的一点不多的哲学思想伪造成儒家的东西加以传播。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么做，因为在他看来，真正对中华传统的文明和思想构成压制的，不是错误的思想，而是真理的垄断——用科举和刀斧加以垄断！朱济世自己对儒家的经典所知不多，甚至比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个秀才，他伪造出来的儒家经典肯定禁不住这个时代的儒生来研究，很快就会被揭穿真面目。到时候怎么办？也用刀斧来传播真理，形成新的真理垄断吗？
所以在朱济世所开办的西式大学和新式中学里，大大方方的引入了西方哲学，同被称为国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起放在学生们的面前——是中国古代哲学，不是单一的儒学，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部分。
当然，大部分中学生和大学生所需要学习的和哲学有关课程并不多，对于西哲只需要稍稍了解，对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只要能背诵其中的一些名篇就可以了。少数对哲学真正有兴趣的学生，自有各个大学的哲学系和国学系培养他们。
另外，在朱济世当权的这些年当中。当官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淡薄了。在眼下的大明帝国当官比历朝历代都容易，因为朱济世将吏员也整合进了官僚队伍，从而将科举考试变成了公务员试，每年入取的名额多达数万，比起原先的科举取士名额多了几百倍。因为招募的都是“小公务员”而非“清流栋梁”，所以考试内容也偏重实用，而非儒家经典——在科举制度下，从考场上出来的文官，放在后世绝对都有国学大师、书法家和诗人水平。举国四万万人口，上千万士子，一年不过百来个进士，难度可想而知。
至于在全面实行宪政后出现的“政务任命官”，则和儒家经典的考试完全没有关系，那是选票决定的，和哲学思想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经过近30年的“冷冻”，官和儒的关系已经变得不再紧密，官儒和犬儒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不是将正确的官儒去取代错误的官儒。
而且，在儒学渐渐和当官脱钩的情况下，自汉朝开始被压制了近2000年的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也逐渐开始复苏。墨家、法家、道家、纵横家、名家、杂家、阴阳家的各种学说理论，都被挖掘出来加以研究。
对于新一代在大明的新式大学中成长起来的哲学家来说，他们所接触到的哲学思想已经不再局限于东方，而是可以吸取全世界的哲学智慧。于是就有了东西放哲学思想互相印证的机会，这种相互印证在某种程度上，又让许多原本已经湮没的中华传统哲学思想得到了发扬。许多不容于官儒主流思想的学说，都可以在西哲中找到类似的学说，从某种角度来讲，已经湮没许久的某些中华古代哲学，在吸收了西哲的新鲜血液之后，又有了再次焕发生机的机会——这并不是朱济世提出的，而是应天济世大学新任校长王韬的观点。
“左卿，你可看过王兰卿的文章？”
应天温泉宫之中，前来陪朱济世下围棋的左宗棠没有看到棋盘棋子，却见到了一份济世大学的内部刊物《百家》，这是应天济世大学校长王韬所办，上面都是些深奥的哲学问题。兰卿就是应天济世大学校长王韬的字。而这个王韬早年也是济世大学毕业，还在朱济世的御书房呆过几年，后来和潘祖荫一块儿组建了济世青年党。不过此公似乎不大适合从政当官，没过多久就去济世大学教书了，这一教就是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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