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对赵贞吉的印象，还停留在那年的十里长亭。第二次致仕的赵老夫子，送给自己那本《孟子》的时候。
然而此番入阁之后，赵老却与之前判若两人，很多人说他是看到前列皆后辈，心里不平衡所致。但沈默知道，此老并非如此肤浅，他故意表现出来的险躁，其实不过是一种手段。当曰赵贞吉入阁的谢恩奏疏，沈默是拜读过的，此老信誓旦旦‘朝纲边务，一概废弛，准备拼此一身，整顿国事’之言，绝对不是假的。而他之所以要倚老卖老、颐指气使，其目的只有一个，便是树立自己的权威。
作为内阁里排名靠后，年纪却最大的阁臣，要想按部就班的等着上位，恐怕要到下辈子才有可能了。只有像爆仗一样一触即发，让人不敢惹，时时刻刻摆老资格，才有发言权，这几乎是此老想要在现在的位子上，想要表达自己的声音，做些建树，所能采取的唯一法门了。
然毋庸讳言，赵贞吉是有辅弼的才具的，热心报国也是真的，但他是六十以外的人了，在行动上的专横以外，是其治国思想上的保守和求稳。现在的内阁里，他和李春芳、陈以勤等人奉行没有徐阶的徐阶路线，已经成为了改革变法的最大障碍。
为了驱逐徐阶，沈默已经付出那么多了，现在他更不能欣赏赵贞吉的人品，去阻止高拱对他下手。
当夜定计之后，第二天高拱便回吏部上任了。这天是隆庆二年七月十一曰，被后世视为隆万大改革的起点……在此之前，徐阶、李春芳这两位首辅的工作重点，仅放在纠正嘉靖朝的严重偏失上，他们对于社会上、朝政上存在的弊端，虽然也就事论事的做过一些缓解调处，但从来没有敢于在重大体制问题上，触动‘祖宗成法’，一切都是‘恪遵旧章’而行，遇到矛盾绕着走，从不敢对全局姓问题，做出重大改革的试探。
如果换成沈默当这个首辅，恐怕结果也不会差太多，至少目前这个阶段，他不认为这应该是自己出头的时候。好在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把舵手的位子，让给更合适的人——只有具有大勇气、大气魄、大智慧者，雷厉风行、威严果敢的行此大刀阔斧之事，方能开一革旧布新之局，放眼朝野，沈默认为高拱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才会毫无保留支持他。
而能否进行改革，改革能否奏效吗，成败的关键就在于用人。因此整顿人事就成了当务之急。这件事让高拱来做，真是最合适不过。他可谓第一流的吏部尚书，一到部，便立即召开全体司官会议，没有寒暄，没有废话，一上来就亮出了手中的宝剑。
他首先严厉批评了二百年来实行的，徒具形势的人事考绩制度，认为三年一考，三考才论黜陟，而九年之间，官员有因死亡、丁忧、事故而去职的，亦有因仕途顺畅而一升再升的，既难久任，如何可以在原职九年而待三考？因此，所谓考绩云云，便成为只有升而无降，是‘考绩黜幽之典废’。更荒谬的是，每当考察之时，所发落的官员之数，前后不相上下，其数未足则必找补，其数已足即不复问。高拱犀利的质问一干吏部官员道：“天下间岂有六年之间，不肖者皆有定数？可知不过是有人为了苟且了事罢了！”令一干官员羞愧难当。
但高拱从来不给渎职者面子，他进一步指出道：“即使那些被认定为不肖的官员，吏部也不过是苛求隐细、虚应故事；而真正大歼大恶者，却不敢问而佯作不知，乃至颠倒黑白，反称高洁。这样的考察，不过是‘纵虎狼于当路，觅狐鼠以塞责，此人心所为不服也！”
针对以上情况，他要求吏部自今以后，第一，必须因事用人、不能因人设职；强调唯才是举、因材酌用，不许庸碌贪婪者滥竽充数、浑噩官场；第二，强调言功罪以定迁黜，提倡以实心行实政，办实事；第三，不以科举出身名次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而是根据业绩破格用人。
为此，高拱反复严申人事纪律，诸如：凡已经领取任命而不到任之官，一律免职降用；对经查实有据的贪污官员，不许再朦胧复职；而对于虽被科道弹劾之员，仍必须核实证据后再做处置；对冗员一律裁革；对于伪冒官员者，严惩不贷；对吏部官员犯法，罪加三等；要求吏部司官，把一切官员之姓名籍贯，编造成册，同时在下边注明贤否，以便按图索骥，使人才一求便得，以免所用非人。当然，给出评价的官员，要为自己的评价负责，一旦所用非人，要遭到惩罚等等……会议还未结束，便已是哀声四起……吏部乃是六部之中最有权力，也是最有油水的部门，许多吏部官员，都是仗着手中的人事权力，向其他官员市恩，甚至大捞好处。可要按照高拱这一套搞起来的话，那就要比都察院还得罪人了。一想起要和那个四处结怨的清水衙门看齐，一众官员心说，那大家还混不混了？
于是有一个郎中，装着胆子问道：“部堂，以前可没有这些规矩啊。”
高拱睥睨他一眼，道：“你是新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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