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变之后，陈炯明简直成了‘国党’最大的罪人。
可半年多之后，一转眼陈炯明成了浙江的官员，参与和‘国党’的谈判。很多人不明真相的人都会以为陈炯明会害怕见到‘国党’的人，可他会真的害怕吗？
愧对曾经并肩战斗的同志？
背叛信仰之后的惶恐不安？
别逗了，陈炯明压根就不怕见孙先生，在他心里，他一直是问心无愧。这不是吹，反倒是‘国党’方面对陈炯明的感情复杂。要不是他，‘国党’也不可能重回广东，作为功勋，最后却硬逼着被弄成了叛徒。这里面要不是没有故事，就连花边小报的记者都不相信。
要不是广东实在太遥远，上海滩的小报记者早就蜂拥而去了。
陈炯明在授命的这一刻，精神饱满，仿佛面临一场决定人生命运的战役，全身投入。在他心里，他一直有一个问题，需要孙先生正面解答。这个问题，一直沉在他的心底，很多人的一生都在追寻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或许是自己给自己设下的画地囚牢；也可能是一直迷雾般遮蔽双眼的误会。
不管是哪一种，陈炯明都需要明白，他为什么没有错，但结局却是一个天大的悲剧！
是骗局也好，是错误也罢，总之，这是他最后明白对方心中所想的机会。
在陈炯明的心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困扰着他。从他接受新思想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效忠的对象，却最这两年，变得他都不认识了。那个让他敬佩不已的精神领袖忽然间变了，变得面目全非。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孙先生，做事激进，近乎无所不用其极，几乎不再考虑后果。就像是一个疯狂的赌徒，在丧失理智之后，将所有的筹码都攥在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将一生的积累，全部扔出去，孤注一掷。
他心里有太多的疑问，想要去质问孙先生，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当时发动兵变，更多的是其实是为广东的‘国党’根基考虑，别看李烈钧在桂林打了一场胜仗。可广东的高级将领都清楚，这场胜仗存在太多的‘巧合’，甚至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桂系在配合李烈钧的作战，双方都没有实质性的争夺战，整个战役没有一场互不退让的恶战。别欺负陈炯明是秀才出身，他也带兵多年，能看不出这里面的问题？
他发动兵变，其实也是为了避免几年前，‘国党’被桂系驱逐出广东的历史。眼下，桂系的实力依旧是整个南方最强大的，虽说和陆荣廷鼎盛时期没法比，但还控制着广东半壁江山，广西全境，湖南北部。控制着南北大部分的战略要道，不管是桂系如何选择，最后吃亏的都是‘国党’和粤军。
事实，正如陈炯明预料的那样，李烈钧指挥的主力一离开广西，桂系的军队就扑上来，继续控制他们让出来的地盘。
这场劳民伤财的战争，不仅没有给粤军带来任何一点战略优势，反而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这时候，孙大先生提出北伐，一定要北伐，可陈炯明犹豫了，他不愿意看到有一天，粤军在这个错误的决定下，客死他乡的惨剧传回广州。
局势并非孙大先生看到的那么乐观，反而站在陈炯明的立场，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在桂系内部矛盾不断的时候，拉拢实力不大，但成长迅速的李忠仁、白崇禧部，还有倾向于‘国党’的刘振寰部队精锐，针对老桂系沈鸿英，一举歼灭该部，才能让北伐后顾无忧。接着联系滇军、部分湘军将领，甚至可以联系川军，联合发动北伐，以湖南、江西、福建为进攻目标，迅速席卷全国，这样才有可能最后获得北伐的胜利。
在此之前，粤军的首要任务是训练能够征战的军队，军校的建设，基础军官的培养，增加战斗力。而不是在实力还很弱的时候就开始北伐，说句不好听的，粤军恐怕连江西军阀陈光远都不见得能够战而胜之。仓促制定战略的结果就是，平白让革命的血，流在了异乡，却无寸功可颂。
但如果战略向稳定后方倾斜，至少需要三到五年的稳定期。
能够如此清醒的人不少，但就算是能够看透这一点的人，都选择站在了孙大先生身边，这让陈炯明再无选择。
以前没有机会，不代表现在没有机会。
陈炯明很想当面去质问孙大先生，他如此急切的北伐，考虑过广东百姓的死活没有？
心头存着一肚子的话，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在迎来孙大先生不久之后，两人在广州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陈炯明从‘国党’的成员，孙先生的追随者，一下子变成了政治上‘亲密伙伴’，左膀右臂。可这种结果就算是孙大先生也无法认同。功高震主的故事，几乎没有一个好结果，唯一的出路就是谋朝篡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关系只维持在表面的合作关系上，私底下已经成了潜意识里的‘死敌’。两人在兵变之前，几乎见面也不再说话，连问候一句的客套都没有，相反都是冷面以对。
这种冰冷的关系之下，怎么可能坐下来，平心气和的商讨广东之后的战略问题？
他是不同意北伐，原因都已经原原本本的说出来了。其一，是和他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内心有抗拒。可就算是这样，他也试图说服自己，不支持北伐，但也不反对北伐，一切以大局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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