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界，王学谦是一个有点神秘色彩的人，他不喜欢那种奢华的宴会，也不会过多的抛头露面，说些惊艳的场面话，甚至公开露面的次数也不是太多。
就他的属下来说，王学谦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上司。
‘头痛’的原因很多，他喜欢一次交代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的工作，然后让各个部门领会精神，做到符合预期的效果。
当然，这样的管理在民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民国官场延续了大清王朝的拖沓效率，大部分官员在满足自己的私欲之后，更多的是得过且过的心态。但是在浙江，这种心态的官员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王学谦不经常上班，也很少来办公室，但是他却总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候盯着一些部门，在错误还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挑破脓包。
抽查制度。
末尾淘汰制。
一把手责任制。
绩效考核制度。
……
不仅如此，更令人发指的还有流动小红旗，个人模范，集体模范……浙江的官员们感觉被玩坏了一样，一个个都蔫不拉几的。当然这些都是滥竽充数的官员，本身靠着关系在进入了官场。但年轻人，没有关系，出身一般的年轻人们，对于这些政策都非常认同。
甚至干劲十足，原因就是，任何一样政策，都和升职加薪联系起来。末位淘汰制可以让考核最差的那个人失去公职，也可以让一个临时工成为科员，甚至是官员，只要表现突出。
大部分没有升职希望的人，看到了升职的康庄大道。
所以，虽然中层官员有所不满，但他们的不满，完全被手下激情澎湃的工作热情给淹没了。甚至多数官员产生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危机感。一旦要是消极抵抗，他的副手，秘书，手下的职员，都有可能顶替他的职位，并做的更好。
荣誉感，紧迫感，无疑给浙江的官场打了一阵强心剂。
但这还远远不够，任何制度没有一个监督机制，将无疑成为一张废纸，一个所有人都不在乎的条文。
掌管这一切的是王学谦的族兄，王学礼。
说起王学礼，戴笠最有发言权。不过他的这位潜在的竞争对手在明面上的职务要比他光鲜亮丽的多，纪律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当然是王学谦兼任。
不像是戴笠，明面上是警察厅的副厅长，可实际上手下的力量都充斥在各地打探消息，说好听点是刺探敌情，说难听点就是特务头子。不过在民国，特务这个词并非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很多军队之中就有特务营，一般是师一级军队的标配，这支特殊的部队很少会担任正面进攻或者防御的任务，更多的是侦查、刺探敌情等等任务。
当然特务营的编制也不是一定的，有时候会看情况而定。
有些军官好大喜功，喜欢用警卫营代替特务营的作用。而有些军队干脆不设立特务营，但执行侦查等任务的分配的时候，还是选择特定的营连级部队，其实作用还是一样的。
戴笠是特务头子，王学礼也是特务头子。
让特务头子去稽查大部分官员的行为操守，虽说有些过头，但乱世用重典，就民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敌对阵营的人要防止；中间派也要防范；连自己人的队伍中，也不得不让人担忧，队伍纯洁问题。
就比方说‘国党’，这个党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迷茫，一方面没有对手，让孙大先生失去了方向。
以前有满清，有袁世凯的时候，作为在野党，坚定不移的反对派、改革派和始终不移的革命派，收拢了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可‘国党’在同盟会时期就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思想教育。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导致‘国党’多次分裂最重要的原因。
孙大先生和章太炎之间的矛盾，之后又和黄兴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就是思想无法统一，从外面看，这是一个光鲜圆润的宝贝，掰开一看，一股子的腥臭味。什么人都有，什么龌龊事都干。仅仅从革命手段上，就五花八门，有的支持暗杀革命的，有的宣传军队革命的，有的认为只有呼唤民众才是革命最迫切的任务……
想法太多，谁也不让的时候，就出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
再加上加入‘国党’太容易，鱼龙混杂，免不了会有一些野心家趁虚而入。当年的陶成章就是被老蒋亲自下手暗杀的，而原因就是作为同僚的陈其美觉得陶成章太过碍眼，处处和他作对。
当时的老蒋，是沪军都督旗下的团长身份，而陶成章是浙江督军。
两人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就身份来说，老蒋当时在‘国党’之内，最多也就是一个撑场面的帮众而已，陶成章的身份却是‘国党’真正的大员，他的死，直接导致了浙江从‘国党’的控制之中脱离，匆忙上台的蒋尊簋无法服众，加上在燕京的时候被袁世凯扣押。
最终，浙江的控制权落入了袁世凯的手中。
不得不说，自己人的背叛，甚至是争权夺利，在民国是最可怕的。因为对于敌人，暗杀也就是极限了，但是自己人就不一样了，栽赃，陷害，暗杀，无所不用其极。‘国党’如此，北洋军政府其实也差不多。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学谦还真的不敢轻视队伍建设，肃清部分别有用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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