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日本当局拒绝了送到家门口的和平。
如果日本人有远见,就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因为这至少能够确保朝鲜依然在日本的控制之中。甚至可以说,如果日本人有远见,到大战爆发的时候,日本就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盟友。这两个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只要联合起来,就肯定能够击败太平洋对岸的美国。
事实上,即便在大战爆发前,中日也有实现和平的机会。
这就是,在德皇威廉二世访华之后,吴铁生曾经提出一个建议,即与日本签署友好互助条约,暂时稳住日本,以便集中力量对付红俄,在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取得了欧亚大陆的霸权之后,再对付日本。
做为备用方案,中国外交部门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一九四零年四月,中国驻日大使就向日本当局提出了签署互助友好条约的意愿,并且首先承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日战争,也希望日本当局能够做出同样的承诺,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主动攻击中国。
可惜的是,日本当局再次拒绝了递来的橄榄枝。
战后,很多日本历史学家就认为,如果当时与中国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而法国又如此迅速的战败,红俄也迅速战败,那么日本当局就不会发动战争,至少不会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发动战争,中日和平至少能够维持数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也就不会在一九四零年爆发,甚至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缩小为一场欧亚战争,美国与日本都不大可能参战。
不管这种认识是否正确,至少日本当局错过了两次避免战争的宝贵机会。
当然,日本与和平失之交臂,也是注定的事情。
别忘了,在中日朝鲜半岛战争之后,军国主义集团掌握了日本的军政大权,军人内阁左右了日本的基本政策。如果与中国实现和平,那么日本的军人政府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其权力也就得不到保证。更重要的是,到大战爆发前,日本的军国主义集团已经与国内的工商业利益集团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日本工业已经完成军事化转型,主要利益集团都成为了军国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如果没有扩充军备、如果没有对外争战,日本经济肯定会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住进首相府的官员、乃至任何有资格成为国会议员的政治家,都是战争的积极推动者。
在战败之前,甚至连日本平民都认为,中国与日本不需要和平。
当然,这也与一九三三年的中日朝鲜半岛战争有关。
在此之后,日本从上到下,乃至连青少年都把中国当成死敌,甚至在日本的中小学教科书中都把中国形容成日本的死对头,似乎只要中国强大了,日本就没有生存空间,日本人连肚皮都填不饱。
这种植根于国民灵魂深处的仇恨,正是推动日本向中国开战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生根发芽的土壤。
在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之后,日本从上到下,没有任何人认识到,战争带给日本的绝对不是繁荣与富强,而是毁灭。
当然,这种认识,也与日本崛起时的两场对外战争有关,即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
正是这两场战争,帮助日本在短短二十年内,完成了西方列强需要用两百年才能完成的原始积累,为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结果就是,几乎所有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都认为只有通过战争对外掠夺与侵占,日本才能发展壮大,也才能够繁荣与富强,成为掷地有声的世界大国。
错误的认识,加上极端的方式方法,日本不可避免的要在倾国豪赌中输掉在赌桌上赢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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