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之中有人担心未来会发生比这次危机更加可怕的危机。
他们主张防患于未然。
也有人相当无奈，觉得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皇帝的武力太强，而且以他自己为核心，构筑了国家动员体系，他的翅膀已经很硬了。
他不需要士族豪强提供兵员粮食和物资就能发起战争，他掌握的生产资料实在是太多，掌握的人口也太多，已经不是他们能够威胁到的了。
这样的皇帝，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是无可奈何的。
不能钳制皇帝的武力，就不能钳制皇帝的行动。
除非皇帝真的乱来，对他们赖以为生的东西下手，比如搞第二次学术下移什么的。
否则，他们没有和皇帝鱼死网破的决心与勇气。
某种意义上来说，双方互相都给对方画了一条线，互相不能越界。
在线边上，你再怎么反复横跳都没事儿，但是你要是越了线，对不起，咱们可以真刀真枪的干一场了。
皇帝终究不能依靠一个人和那群泥腿子治理天下吧？
于是这场斗争也就到此为止，就没有再被提起，而这场斗争所造成的某种波澜也被限制在了洛阳，没有向外扩散。
快速发起，快速结束。
地方没怎么受到牵连，斗争的范围局限在了中央。
对于牵扯到了的地方官员，多是训斥了事，惩罚也不涉及这些官员的核心利益。
比如雍州刺史陈宫，被勒令革除与王粲联手辟召的属吏，还被罚了一年俸禄，陈宫震怖，上表请罪。
青州刺史糜竺被爆出来在水师舰船建造和水利工程建造的问题上监管不严，被罚了一年俸禄，糜竺震怖，亲自调查贪污渎职官员，惩处了三十多个基层小官，杀鸡儆猴。
基本上对地方的威慑也是点到为止，没有扩大化这场斗争，大部分地方还在按部就班的进行着日常生活。
边疆的战争还在进行，扬州的南进战役，荆州的南进战役，还有益州全境的小规模战斗。
张辽、朱灵和乐进等将领依然在南方潮湿闷热的土地上进行各种开拓战争，征服战争。
他们用凶残的手段对当地的土著原住民进行毁灭性打击，对当地的原始生态环境进行毁灭性的破坏。
他们大量的杀死当地土著，大量的俘获当地土著，又大批量的排放各种二氧化碳，踩着死亡的步伐步步向南。
他们用血与火铺就了魏帝国的向南开拓之路，用血与火推进了华夏文明正式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转移。
一路走来，国家版图和控制力的向南扩张，真的不是传檄而定那么简单。
国家领土，难道真的是充话费送的吗？
张辽、朱灵和乐进绝对不会这样认为。
他们带着精悍的魏国军队，一点一点的在原始丛林当中开拓，一点一点的开拓出一条一条可以行走的道路，一点一点的开拓出文明的传播之路。
在这条路上，他们还会遭遇奋力抵抗的山越余孽和当地土著，这些人可不会老老实实的交出生存的空间，他们会和魏军殊死战斗，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存空间。
郭鹏对此极为重视。
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和健康，郭鹏也出动了大批量的军医和药材，制定了各种强制性卫生条例，以此避免军中出现大范围的传染性疾病。
比如喝水必须要煮沸之后才能喝，食物必须要煮熟之后才能吃，绝对不准喝生水，吃生食，一旦发现，严厉掌嘴。
集中上厕所，集中掩埋或者运送往周边县城做粪肥之用，不准随地大小便，一旦发现直接扒了裤子打屁股——在所有人面前公开打屁股！
吃饭前无论如何都要洗手，上厕所之后也无论如何都要洗手，不遵守的一天不准吃饭。
军中的军医组全天候警戒值班，一旦发现异常发热、腹泻、呕吐、咳嗽者，立刻进行隔离。
全方位隔离，不能和其他士兵接触。
郭鹏很早就想到了瘟疫对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巨大杀伤力，所以对于瘟疫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戒备。
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病毒什么是细菌，一旦发生大规模感染，一律称之为瘟疫。
他们往往不知道起因，也不知道病源，能治好是相当幸运的事情，治不好也没有办法。
其实这些瘟疫的起源也很好理解，无非是不讲卫生，喝脏臭水，吃未经饲养的野生动物，不把食物煮熟之类的。
记载在史书上的大规模瘟疫就有好几百次，没有记录的不知凡几。
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利，一般某地发生瘟疫之后难以和外地交通，所以瘟疫从始至终都难以转移，只能自生自灭，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凡那种死亡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大瘟疫，比如汉末数次大瘟疫，基本上都和兵荒马乱带来的人口流动性剧增有关。
本来小农经济下大家和土地绑定在地方，都在本地不流动，瘟疫的传染性被限制，损失有限。
但是兵荒马乱之下人口流动加剧，从一个地方窜到另一个地方，很容易就把病毒带走，造成大范围的感染和死亡。
越是乱世，越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瘟疫，瘟疫就是传染病。
所以华佗的大医馆和大医人设站稳脚跟之后，郭鹏就不断的要求华佗团队就汉末各地大瘟疫的事情进行调查和总结。
然后利用华佗团队的声望，不断宣扬各种卫生防疫知识，并且首先在军队这个高度组织化的机构里实现了最彻底的防疫知识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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