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朱翊钧现在的确已经是个成熟的皇帝了，知道议论权该放就放，不放反而容易多事——比如司礼监一天收数百上前篇疏文，全都是大骂皇帝陛下剥夺了他们议政之权，乃是独夫民贼……
这类玩意朱翊钧看着就烦，但骂是骂不过这些文官的，那干脆就让他们议论好了，反正不管他们怎么议论，最后总还是他这皇帝的圣断才算数。
五位阁老其实早就知道皇上会同意朝鲜内附，原因其实不难发现：朝鲜自壬辰年之后，再提内附正是发生在高务实亲往朝鲜之后。
而且这还有证明，比如朝鲜所谓的“柳成龙、权栗谋逆案”，这二位本是朝鲜文、武之巅，平时没听说过有什么不轨之举，却居然在天朝十万大军齐聚朝鲜的情况下谋逆，岂不怪哉？
所以阁老们心里明镜似的，这次朝鲜提请内附之举，十有八九是高务实一手推动，甚至干脆就是其一手操控的。
既然是高务实做的，那皇上怎么可能不同意？就算事前毫无风声，但考虑到这对君臣之间的关系，这件事肯定一早就谈妥了。
正因如此，当皇帝说完这段话，众阁老即便心中原本不同意的，也都懒得反对。王家屏见状便又要说起朝鲜今后的各项安排，谁知才刚起了个头就被朱翊钧摆手打断：“具体这些事等日新回朝再议不迟，现在有另一件事需要商议。”
王家屏只好道：“请皇上下示。”
“日新出征之前和朕有过议论，是关于此战究竟何时作罢。”朱翊钧环顾五位阁老一眼，道：“日新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止步于将倭寇赶回去，还得一劳永逸，彻底降服倭国，因此他当时便提出要跨海远征倭国本土。对于此事，诸位有何高论？”
王家屏见其他四位阁僚都没有抢先发言的意思，便开口道：“方才内阁之中有数十名官员来见，正好便对此事有过争议。不少官员都认为战事当罢，而大军应该早日撤回，以免开销浩繁，徒耗国力。
尤其是，群臣对江南五省的商税加征颇有怨言，不少人言辞夸张，语气激烈。臣恐朝廷若不但不肯罢兵，反而继续出征倭国，会让这些官员大失所望，难免出言不逊……”
朱翊钧也不知道是天性使然还是太受高务实影响了，他最烦的情况之一就是一些人搜肠刮肚找出各种理由来不肯交税。
高务实在过去的各种疏文中早已将税收的重要性强调了无数次，朱翊钧对他的观点一向是非常认可的。
不过，高务实另外有一句现在已经传得非常广的话，就是“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这句话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因此，由于朝鲜内附而需要驻军，亦或者进一步还要进攻日本本土而不能从朝鲜撤军，这两件事都需要对江南加征的“百三商税”来支持，那么也就必须面临一个质问：这笔钱算不算“用之于民”。
换言之，怎么解释这样的做法不是好大喜功，而是确有所需。更直白一点说，这么做对于“民”而言，是否有好处、是否有足够大的好处？
高务实此前和皇帝有过交流，但当时君臣二人主要谈论的方向只是朝鲜，而较少涉及到日本。对于朝鲜内附问题，彼时二人谈论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朝鲜半岛在中原王朝的战略层面——或者用后世的话来说叫做“地缘政治”层面——的意义；二则是经济层面的意义。
在地缘政治层面，高务实说服朱翊钧的理由是：朝鲜半岛是稳定东北的重要基石。
按照高务实的分析，从秦朝统一中原以来，但凡大一统时代，都必须面临至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内维持各板块统一；二是如何确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优势。
虽然从秦朝以来，中国就奠定了大一统的基础，但华北、东北、西北、青藏、云贵、江南等板块却因为迥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天然存在着撕裂的风险。
为了确保对各板块的控制，中原王朝除了驻军、分封等手段外，还在云贵川等地推行改土归流，潜移默化地增强帝国的控制力。而对于都城的选择，就更是统治者意志的重要体现。
秦朝以来，天下之中的八百里秦川成为大一统帝国的建都首选。而后随着地理环境的恶化，帝国政治中心开始逐渐东移。到了隋唐，大运河的横空出世也为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政治中心的继续东移和北移提供了可能。
北京之所以从元朝以来始终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都城，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大板块的交汇之处。后世所谓北京“处在鸡脖子要害位置”的说法，其实说穿了就是指它这个三大板块交汇处的关键地理位置。
当然，现在的大明版图并不是雄鸡形状，所以高务实必须以大明为例来给朱翊钧说明。按照高务实的解释，华北是南方的屏障，东北是华北的犄角，只有同时控制华北和东北，才能够对西北的少数民族形成优势。
一旦东北有变，比如大明原先撤销奴儿干都司，导致的结果就是朝廷对西北，尤其是对蒙古高原的优势很快荡然无存。
其实，对于元清两个将蒙古高原纳入疆域的王朝而言，东北、西北和华北又互为犄角，一旦其中一方有变，比如明朝夺取华北，逃回蒙古高原的元朝很快又失去东北，进而全面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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