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李如松心悦诚服显然并不容易。
李如松这个人，往好了说是自尊自信，往坏了说叫妄尊自大。在一个文官社会里，他作为一名武将整天要和文官平起平坐，这看起来是一种自信，其实本质上就是作死。
政治不是战争而危险性丝毫不逊于战争。在这个战场上，裁定胜负的人通常是皇帝，而皇帝的裁定大抵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即使皇帝在明面上拥有最高裁决权，但其实他本身也依然处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
这很好理解，如果皇帝自己不在政治斗争之中，原历史中朱翊钧为何要以近三十年不上朝来和文官集团玩冷战？
既然皇帝本人实际上也处在政治斗争之中而不能超脱其外，那么他的一切行为就都必须符合一些基本规律。比如说他也会受到各方力量的影响，要平衡各方的利益，要保证皇权的稳固等等。
如此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当下的皇帝是更需要文官集团，还是武将集团？
不好意思，首先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武将还有集团吗？
看起来好像是有的，但真正意义上能领兵出去打仗的武将们并不能算所谓“集团”。大明的武臣体系只有一个名义上的集团，就是武臣勋贵集团——可惜这个集团的功能已经从领兵打仗退化到了几乎只具备一些为皇帝政治背书的水平。
除此之外真正镇守九边和全国各地的将领，甭管处于什么层级都很难说配得上“集团”二字，因为支持他们成为一种政治集团的根基早就被文官集团彻底破坏了。眼下的他们支离破碎、各自为战，早已陷入一种只能投靠强势文臣而求苟活的政治生态之中。
他们以往可以成为“集团”的根基是什么？是一种独立性，一种相对于文官而具备的独立性。
最简单的讲，就是当五军都督府还拥有实际权力时，武将们才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当文官控制的兵部在权势上完全凌驾于五军都督府之上时，武将的地位就一定会下降、下降、再下降，直到所有武将都成为文官们的“门下走狗小的某某”。
元朝至正十六年，朱元璋率军攻下集庆后，参照元朝的军事领导体制设立行枢密院，统领麾下将士。随着实力的增强，朱元璋又在集庆设立了统军元帅府，在各重要地区设立了翼元帅府，分管各地将士。
“太祖下集庆，即置行枢密院，自领之。又置诸翼统军元帅府。”
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于龙湾之战击败陈友谅后，废除了行枢密院，设立大都督府，以亲侄子朱文正为大都督，统领麾下将士。
“罢枢密院，改置大都督府。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设司马、参军、经历、都事等官。”
至正二十三年，在洪都之战中立下了大功的朱文正因不满朱元璋有功不赏而密谋发动叛乱，虽然朱元璋接到密报后及时处置了朱文正，但他还是决心消除大都督权势过重的隐患，所以他在大都督府增设了左、右都督。
大明建立以后，军权集中在大都督府的少数将领手中，这显然与朱元璋加强皇权的想法背道而驰，所以对大都督府进行分权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于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分大都督府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各一名，正一品。这样，五军都督府就继承了大都督府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掌管着除亲军十二卫之外的所有卫所，但是却失去了调兵的权力。
即便如此，从洪武十三年至正统十四年，五军都督府的权力仍然很大，卫所将领的选拔和更替、卫所士卒的操练、管理军户屯田和军事情报的获取都五军都督府掌管。此外，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军事行动都需要皇帝和五军都督府的都督们商议后才能决定。
五军都督府权力很大对于文官集团而言意味着什么？当然是意味着文官控制的兵部地位的低下了。彼时，不仅重大军事行动的商议兵部不得参与，就连五军都督府的事务兵部都不得干预。这样一来，兵部实际上就只是相当于是皇帝向五军都督府发布调兵命令的信息传达机构。
“祖制五军都督府，外人不得与闻，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书邝野向恭顺侯吴某索名册稽考，吴按例上闻，邝惶恐疏谢。”
但是，随着宣宗于宣德十年正月突然驾崩，三杨内阁乘英宗年幼之机，将兵部尚书王骥扶上了麓川之役明军主帅的位置，兵部由此第一次触碰到了真正的军事指挥权。
在王骥的率领下，明军接连三次确定麓川之役的胜利，一向以儒雅示人的兵部文官充分展露出了自己驾驭战争的能力。然而，有大量战功卓着、爵位在身的武将坐镇五军都督府，兵部地位的崛起依然阻力重重。
这种情况下，土木堡之变的发生为兵部地位的崛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被俘，参战的二十万明军损失过半，武将勋贵集团的中坚力量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等人，以及经过他们悉心调教的新生力量尽数阵亡。
而另一边，在接下来的京师保卫战中，兵部尚书于谦却以几近一己之力而挽狂澜于既倒，这就给世人心中留下了一种关键时刻还得靠文官的印象。所以景泰帝登基后，以于谦提督京营，兵部地位开始飞速崛起，而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开始逐步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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