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将“塔鲁木卫进献”的孟古哲哲格格转赐给高务实一事，这两日成了京师的大新闻。
连高务实都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满京师从官员到百姓，都开始议论两个问题：一是这样一来高司徒要如何买妾，二是高司徒是不是应该改个号。
明明现在孟古哲哲已经变成了由皇帝赏赐的，为何大家还要议论什么“买妾”？其实这事儿得从大明的纳妾制度说起。
中国自古就有“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的说法。这里的奔指私奔，即不经夫家聘娶，女子自愿随男子入居夫家。
妻为“娶”，而妾为“纳”，娶妻时送到岳家的财物被称为“聘礼”；而纳妾时给予的财物，则被称为“买妾之资”，因此有“妾通买卖”的说法。
如果单从这些说法来看，似乎纳妾并不需要什么程序和仪式，但纵观各种史料，可以看出，明时纳妾也并非如此简单。
明代扬州有人以养处女卖给他人作妾为生的，俗称“养瘦马”。卖价称为财礼，嫁娶礼仪与结婚相似。
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扬州人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娶妾者……看中者，用金簪或钗一股插其鬓，曰“插带”。……“插带”后，本家出一红单，上写彩缎若干，金花若干，财礼若干，布匹若干，用笔蘸墨，送客点阅。
客批财礼及缎匹如其意，则肃客归。归未抵寓，而鼓乐盘担、红绿羊酒在其门久矣。不一刻，而礼币、糕果俱齐，鼓乐导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轿花灯、擎炮火把、山人傧相、纸烛供果牲醴之属，门前环侍。
厨子挑一担至，则蔬果、汤点、花棚糖饼、桌围坐褥、酒壶杯着、龙虎寿星、撒帐牵红、小唱弦索之类，又毕备矣。不待复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轿与亲送轿一时俱到矣。新人拜堂，亲送上席，小唱鼓吹，喧阗热闹。”
从此处就可以看出，娶妾之礼，至少是娶“瘦马”为妾，礼仪应该与结婚没有多大的差别。
而且，明代纳妾还需要有娶妾婚书。《万书萃宝》上记载有当时的一份娶妾婚书：“某里某境某人有诉：生自养女子，立名某娘奴，年已长成，凭某人某氏，议配某境某人为侧室，本日受到聘银若干两，本女即听从择吉过门成亲。
本女的系亲生自养女子，并不曾受人财礼，无重叠来历不明等事。如有此色，及走闪(散)，出自某跟寻送还。倘风水不虞，此乃天命，与银主无干。今欲聘证，故立婚书为照。”
从这份婚书看，其内容应该包括：证明这个女子是亲生自养、自愿嫁给他人为妾、已受婚聘财礼，如果该女子逃亡，男方负责追还，女子若嫁后死亡，与男方无关等内容。
正是因为其内容与卖契相似，所以民间一般不把纳妾婚书称为婚书，而是称为婚契。《水浒传》第三回中郑屠霸占金翠莲时，就要写一份“三千贯的虚钱买契”。明承宋制甚多，此处也是一样。
所以明代纳妾是必须订立契约的，即必须有娶妾婚书。而纳妾的过程和礼仪则与娶妻相似，区别也不甚大。
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就来了：首先，既然“妾通买卖”，按理说高务实就得给“卖”妾给他的人一笔“买妾之资”。
然而现在孟古哲哲到底应该算叶赫东城贝勒纳林布禄“卖”给他的，还是应该算皇帝陛下“卖”给他的？如果高务实要“买妾”，这笔钱应该给谁，亦或者到底要不要给？
如果算纳林布禄“卖”给他，那么高务实给一笔钱与纳林布禄是说得过去的，可如果算皇帝陛下“卖”给他的呢？皇上说的是“赏赐”，原则上不构成买卖关系，这钱还给不给？
不要以为这无关紧要，其实关系很大：倘若不给，这妾就不好认为是妾，但是此前又没有合适的例子作为参照，那么孟古哲哲的身份地位就很特殊了。
倘若是在别的人家，一个皇帝赐予的女子，又不好被当做妾侍看待，在其家中的地位搞不好能和正室抗礼。
然而高务实家里的情况本身也很特殊，因为他的正室不光是诰命夫人，甚至还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命官——安南现在的属性可是“内附”，黄芷汀作为安南副都统，那是名正言顺的当朝大员、地方封疆。
尤其是在安南都统使莫茂洽实际被架空的局面下，她的地位就更加重要，约等于大明对安南实行控制的第一责任人。
京师的普通人可不知道南疆方面的实际情况，所以在他们看来，让一个异族女子与黄都统的地位分庭抗礼，人家一怒之下在安南举兵那也是没准的事，这如何使得？
滇缅之战过去还没多久，大家还清楚的记得这位南疆花木兰大破缅甸金楼白象王的傲人战绩，惹毛了这么一位土司出身的封疆，那是能善了的？这玩笑可万万开不得啊！
至于纳妾的礼仪，首先也都得先解决这个“买妾”的问题，否则不管怎么办，看起来都很不妥。因此，高务实的“买妾之资”该不该出，出的话该给谁这件事就成了京师热议的话题之一。
另一个热议话题则是紧随而来的。首先要说明的是，妻妾成群的有钱人家和仕宦之家，在有明一朝的各个时期均十分普遍。如明初大将汤和“家畜妾滕百馀，暮年悉赀遣之。”又有“宝庆公主，太祖最幼女，下嫁赵辉，……家故豪侈，姬妾百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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