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昌是商人出身，徽商们因为自己老家土地贫瘠，所以对种地不是有特别大的兴趣。即便如此，真正见识到了土地国有制下的土地政策之后仍然是浑身不自在。李玉昌知道韦泽不禁止大家发言，所以思忖了一阵之后他还是发问了，“都督，授田令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不过这授田令与你说要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有何关系？”
韦泽答道：“耕者有其田，这本来就是百姓们的愿望。凡是接受授田令的人，其实就有了纳粮与服兵役的义务。家里一人参军，赋税减三成，两人参军，赋税减六成，三人从军，赋税全免。愿意老老实实种地的，都是良家子。他们参军就是响应与服从了国家的政策。不管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家人，其实都知道，只有先存在了国家，才有他们今天的日子。你说呢？”
李玉昌一听，的确是这个道理。可李玉昌还是有些不安，“都督，若是每家人都有人参军，岂不是我等税收要减少很多么？”
这种商人斤斤计较的态度把韦泽逗乐了，“哈哈，我们只担心百姓不追随我们，怎么可能担心百姓都来追随我们呢？若是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军，我们立刻手握几十万军队，有这力量，哪里用担心有什么是完不成的？不用担心，若是现代民族国家连这个问题都处理不了，那他定然是无法存在的。”
韦泽不想说太多，其实李玉昌的这种心态即便是在新中国不是没有相同意见者的。但是新中国在21世纪证明了一件事，工业社会工业水平越高，需要的劳动力反而会只多不少。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无法重复中国崛起的道理，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国家政权很无能，既不能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更无力培育出大量受过真正教育的劳动者，更没有办法让这些劳动者为本国工业资本服务。
这个问题太过于复杂，完全超出了李玉昌的理解能力，为了不自找麻烦，韦泽只能对此闭口不谈了。“如果大家没有别的意见，现在就开始执行授田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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