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那两户人家的确是有委屈！”即便到了这个程度，两名小头目也没有服气的意思。
不耐烦的挥挥手，毕庆山喝道：“我不讲他们有什么委屈，我讲的是你们就敢违抗军令！你们知道错了么？”
“我！我们不该违抗军令，私自做主！”两个小头目看来是有些服软了。
毕庆山到没有如沈心所想的，占了理之后就喋喋不休的说话，更没有罗织罪名的东拉西扯。毕庆山说道：“咱们不是在战场上，所以违抗军令的打十棍！下次若是还是这么犯，那就只能加倍了！”
打完了军棍，队长毕庆山对着下头的人再次说道：“军令不可违，这是规矩。谁私下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然而这件事却也没有沈心想的那么激烈，不到一天，沈心偶然见到毕庆山与挨打的两个小头目有说有笑的一起走过，看来闹到要打军棍的事情，竟然就这么揭过去了。
粮食开始从各个村里运出来，如同涓滴细流逐渐汇集，变成越来越多的东西。太平军已经筹备好了自己的准备，有些走陆路运输，更多的是靠船运。而且粮食运送方向更是四面八方。
到了九月，加倍的八两银子薪水，以及二两的奖金，合击十两银子交到沈心手中的时候，沈心不仅没觉得这钱有多少，反倒觉得自己的收获与劳动一比，有亏大的感觉。
1853年9月5日，寿州。
“凤阳出了个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凤阳花鼓的班子正在演唱。
带部队通过六安的韦泽与骑兵部队率先抵达寿州，还得一两天才能赶到寿州的大队押运着大量粮食物资。韦泽经过城外矮小简陋的居住区时，听到这段凤阳花鼓中最常唱的一段花鼓词。
微微哼了一声，韦泽却没有进行任何评论。这花鼓词的意思并非字面意义。在韦泽看到的有关的历史评述中，凤阳的自然环境远没有那么糟糕。只是当年凤阳地方上的官僚们玩弄官场上的常见手段，为了向皇帝报功，于是凤阳年年都是风调雨顺。既然是风调雨顺，自然不存在收不上来粮食的问题。于是，凤阳人民的生活就犹如《捕蛇者说》里面的那样，苛政猛于虎也！
人祸的惨烈往往胜过天灾，在凤阳人民的花鼓戏中，那就成了十年倒有九年灾。
对于1853年的淮河，韦泽倒真的没有这种感觉。与新中国的淮河一比，现在的淮河已经能称为天河了。蒋光头令人炸开花园口大堤，滚滚黄河南下，让黄淮之间的生态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沼泽，盐碱地，地上悬河，这种种水灾后遗症让新中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直到韦泽穿越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淮河都没有能够完全治理完毕。
而回到了这清代，现在的淮海虽然没有太好，却也远比新中国接手的淮河好上无数倍。然而韦泽命人翻译了不少水利资料。他又看到了另外一件奇葩事。北宋年间，金兵南下。杜冲挖开黄河大坝，试图以洪水阻挡金军。结果可想而知，对抗金没起到一毛钱作用，反淹死了20万百姓，整个黄河下游变成灾区，之后数百年水患不断。杜冲以一人之力改变了黄河的流向和中下游地理状况！！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位堪比光头的杜冲个性与光头也是极为相似，都是性情极为残暴。杜冲作为宗泽的接班人，宗泽在任时多少贼寇被变成义军，杜充接任后多少义军都变为贼寇。宗泽招抚来的民间抗金队伍全被他逼反了。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形势危急，作为东京留守的杜充带着军队溜掉，美其名曰南下“勤王”，把京城防务抛给下级。结果下级也依样画葫芦，抛给下下级。下下级也有样学样，抛给下下下级……
逃到南方之后，杜冲继续被委以重任。因为嫌弃同知枢密院事官太小，装病号称自己中风。直到被委任为右相，立刻精神百辈地跳出来就职。
享受着宋朝给与的无比恩典，杜冲得知金兵渡长江后，立刻以宰相之身降敌，成为公开叛国的人中级别最高的一位。
韦泽一直认为，若不是光头背后有他美国干爹在的话，光头肯定也会投降日本人。看了杜冲的资料之后，韦泽忍不住想要相信，有些人骨子里头就是叛徒，可以称为天生的贼胚！
但是韦泽并没有长时间沉浸在历史带来的愤怒情绪中，他还对更多现实的人有义务，所以深呼吸一次，舒缓一下情绪，韦泽带兵进了寿州。
寿州已经是韦泽与清军对抗第一线上的重要支点。从六安到寿州有水路，卡住寿州就等于是确保了水路畅通，还能把战线顶到淮河。清军在安徽的兵力空虚，以及行动力迟缓，给了韦泽极大的行动空间。
整个8月，韦泽的部队几乎放弃了战争准备，全力在控制区落实“完粮纳税”。这次行动无疑获得了成功，在皖中地区，韦泽征集到将近六亿斤粮食，如果按照一年一个雇员四百斤口粮的标准，韦泽理论上可以养活十五万军队。
但这明显是不现实的，韦泽首先就要运送大量粮食到天京城去。在天京大概有十万人马需要吃饭，即便是上游能够提供一定的粮食，韦泽也没有打算逃避自己的工作。如果西征的部队能够把更多心思放到打仗而不是征粮上，韦泽相信他们应该比历史上干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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