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声悠扬，婉转连绵，如泉水叮咚，如佩环轻响，偶尔一个滑音，虽然一掠而过，余音却要在耳边绕上几息，当真是回味无穷。
窗外，正是草绿花红，碧波荡漾。几个穿着便服道袍的男子，正坐在玄湖宫中一处靠着玄武湖的八角亭当中，面带微笑，静静的听着寇白门在亭中抚琴。
一曲已毕，教坊司左韶舞（官职）寇白门神色淡淡的，起身行了个福礼，便飘然而退了。
这次来玄湖宫拜见“神仙上皇”崇祯的，除了大孝子洪兴皇帝朱慈烺，还有崇祯的两位亲家公吴襄、郑芝龙，还有郑芝龙的两个儿子，看上去春风得意的郑森和满脸羞愧的田川七左卫门。
郑森的日本国之行终于功德圆满，带着一份《大明——日本盟约》和日本国使臣德川光囶，还有他的老妈田川氏，老弟田川七左卫门一块儿风风光光的回了南京城。
他的这次日本之行的成果可以说是改变了东方世界的历史进程！
在德川家光批准了每年五条明朝商船持幕府朱印状停靠伊豆下田港，并开展有限制的贸易（不准输出金银，不准日本国人未经幕府批准随船出海）之后，一条由上海始发，中途停靠日本下田港，再直达北美洲，最后沿北美西海岸一路南下抵达新西班牙的跨太平洋贸易航线，就算建立起来了。
可别小看这条一年才能跑五条船的航线，那可是从零到五啊！而且现在也没有能跑太平洋航线的汉人船长和水手，要把这一年五条船的买卖做起来，少不得要从澳门雇用一批西洋的船长和水手，让他们带着汉人水手跑。
对于洪兴皇帝而言，这可是培养海军人才的绝佳机会，为了用好这个机会，朱慈烺还打算给予澳门议事局大明内藩的地位！
这对澳门的葡萄牙人可是非常有利的，成为大明内藩后，他们原有的自治地位不会改变，同葡萄牙王国的特殊关系还可以保持——朱慈烺不会要求议事局议员都效忠大明，只是要求议事局履行藩臣义务。
与此同时，澳门的葡萄牙人又会被看成大明王朝的“自己人”，方便他们为大明服务并且获得利益。
此外，澳门议事局一旦成为挂牌的大明藩臣，和葡萄牙敌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不能对澳门开战，这意味着向大明开战！
对大明而言，让澳门的葡萄牙人以议事局的名义称臣，也有利于有控制的引入西洋知识和技术——在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要“攀科技树”，那就得先引入西方的技术和自然哲学（这个时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还没分家），哪怕再看不惯西方，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中国自己的儒家哲学中关于宇宙自然的世界观体系已经定格了，就是理学和心学两大体系。理学虽然强调“格物穷理”，但同时又将“天理人欲”之说抬到了至高的位置——事事都得存天理，人人都要灭人欲。实际上就是把理学所认为的“天理”至于“造物之主”的地位加以绝对崇拜了。
同时，他们又将必须绝对崇拜的“天理”和儒家的伦理教条挂钩，将伦理纲常等同天理，而把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东西一概视为“人欲”。
靠着这种“传统思想方法”去攀科技树......的确有点困难啊！这个科技树是奇技淫巧，都是大大的人欲啊，必须毁灭的！
至于被后世捧得挺高的心学，其实也不能用来指导攀科技树，但是却有利于引入西方自然哲学。因为心学讲究“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实际上清空了理学打造的儒家世界观——也就是儒家对宇宙万物之源这些终极问题的解释。
说得易懂一点，天理就是儒家的上帝（上帝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主或造物主），心学就是推翻了这个上帝。
从维护儒家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心学是很有害的！
因为儒家天理的来源不是天启（就是由基督或先知传达），而是思辩，基础并不牢固，不能让心学来刨根问底的！
而心学在推翻天理人欲之说后，又没有办法提出自己的终极道理，于是在心学大兴的明末和日本幕末，西方的那一套东西就很快流行起来了。
而在理学强大的清末和朝鲜李朝，传统文化思想的抵抗就顽强的多......
所以身为洪兴皇帝的朱慈烺，他面对的情况和清末的什么洋务派、维新派是不一样的，东南一大堆“心即理”的大儒，人欲一个比一个大。不等朱慈烺去大力推动，他们就自己引进西方的奇技淫巧学习研究起来了。
因此朱慈烺的当务之急，不是推动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哲学的东渐，而是要有控制的吸收——不能让上帝跑来抢了天理的位置！
澳门议事局这个特殊的藩臣，正好可以帮洪兴皇帝控制一下西学东渐的节奏和方向。
而西方的航海技术，当然得重点引入。而引入航海技术并不是请几个洋人船长开个学校就完事儿的，还得开辟赚钱的航线。只有赚钱的航线才能给航海学校的毕业生们提供足够多的实践机会。只有足够庞大的海洋贸易，才能养活足够多的水手，而足够多的，能够跑远洋的水手，才是17世纪海上争霸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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