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原回了府衙，今日的刺杀令他是心有余悸，他以株连、连坐的手段惩处了刺客的全家上下，就是给那些为士绅、富商卖命的亡命之徒一个血的教训。
别以为以一条烂命换来的钱财，就可以全家吃穿不愁，今后能还敢替士绅、富商搞暗杀之类的，先去掂量掂量要不要搭上家里高堂、妻子的前程。
当然，惩处刺客那是治标不治本，要想太平必须惩处了幕后主使者。钱谦益这老杂碎肯定是参与者之一，但，单凭他一个退隐之人，哪儿能说得动刺客来为他卖命？与他站在一起的，肯定还有其他富商。
方原正在思绪如潮，负责审讯刺客的秦展已大步的进了，大声说，“老大，这刺客招了，同谋除了钱谦益，还有洞庭商帮的人。”
“又是洞庭商帮？”
洞庭商帮直到清末民国初年，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帮之一。其中席家在民国被称为金融买办世家；翁氏则是满清的帝师之家；沈氏则是方原穿越之前，天涯论坛最著名的周公子大战易烨卿的帖子提到过的，中国现存六大家族之一的沈家。
洞庭商帮主要的倡导者是以常熟翁氏、东山席氏、东山沈氏为主。当然，这种合作模式的商帮，参与的各富商世家并不能一概而论，大面积的打击。
至少东山席氏，就捐献过大量的家财提供给江南的抗清战争；而东山沈氏也参与了抗清战争，还有沈氏子弟战死沙场。
除了准备死抗到底的常熟翁氏之外，其他的富商、书香世家只要愿意配合方原在江南的工作，还是不能一竿子全给打死了。全打死了，江南的经济也就崩溃了。
方原面不动容的问，“洞庭商帮有多少人参与其中？”
秦展如实说，“刺客只招了一人，就是洞庭商帮的翁家。翁阳与钱谦益是挚友，时常在一起谈诗论道。”
对付钱谦益、翁阳这种名士、富商，单纯靠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算要发难也必须师出有名，方原如今最缺少的就是能向这帮人发难的真凭实据。
方原发起信访制度，除了收揽民心外，另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收集这帮人为非作歹的证据，只要有百姓敢来告状，他就能名正言顺的收拾这帮士绅、富商。
他召集来景杰等人，开始商议之后的对策。
眼下，信访制度刚开始推行，也不是短时间能见效的，只能先研究研究怎么收税，搞银子的法子。
饭只能一口一口，方原的目标就是田赋、商税、矿税、市舶税这四种税，至于其他的土地兼并、高额田租之类更复杂的课题，绝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只能继续暂时搁置。
要想收税，搞银子，就必须搞清楚这些税种的来龙去脉，面临的收税难题，才能对阵下药的解决。
田赋问题。
其实就是类似钱谦益这类的士绅、富商，通过与官府的勾结，本该缴纳的田赋，少缴甚至不缴。而亏空的田赋必须要填补上，所以官府就天才般的发明了水脚费、口食费、运输费、库子费、竹篓费等向百姓、农民征收的苛捐杂税来弥补亏空。
以上的苛捐杂碎还算能叫出口的，甚至还有拜神费，敬天费，甚至还有敬匪费，这些匪夷所思的税名。
明朝的粮食亩产量大约是300斤/亩，而明律规定，一亩地的田赋根据田地的优劣不同，平均大约是20斤左右的粮食，再加上三饷加派，每亩又多了6-9斤粮食，也就不到30斤粮食。
一亩300斤只缴纳30斤粮食，即使加派了三饷后，明朝的田赋仍是不到十分之一，征收比例是相当的低。
但通过层层苛捐杂碎的加码后，农民需要缴纳的田赋就达到了惊人的200-250斤/亩，甚至更高，根本就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才会风起云涌的起来造反。
这些将农民逼反的加码田赋并不是入了崇祯，甚至是政府的手中，全落进了士绅、富商、官员的腰包里。
商税问题。
就是各大富商，通过买通官府的税收人员，虚报、瞒报，本该缴纳的商税，通常进行运作之后，实收的不到十分之一。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逃钞关。钞关是中央政府建立在大运河上的七个收取往来商品运输税的收税机构，其中方原巡抚的四府就占了两个，扬州府的扬州钞关，还有苏州府的浒墅钞关。
明朝富商逃钞关的法子是五花八门。最直接的是买通钞关官吏，以《金瓶梅》里描述为例，西门庆过临清钞关的货物值一万两，本该缴纳三百银子的商税，但通过花五十两银子收买钞关官员，实际缴纳国库的商税只有三十两，等于正常征收的十分之一。
除了收买钞关官员，其他逃钞关的法子也是不少，因为明朝规定上级官员、太监、举人以上功名学子的商船是免税的，所以就诞生了一个热门的逃钞关法子，就是寻常商船只需要挂着官员、太监的牌子，或是请一，两个举人上船，便能不花一两银子过了钞关。当然，商船给这些官员、太监，还有举人的银子是少不了的。
所以照方原估计，单是钞关这一项税收，崇祯年间实收的钞关费是三、四十万两左右的银子，真要如实收齐了，至少也能有三百万银子。中间近九成的差额，就是类似于西门庆、官员、太监、考了功名的读书人这帮人勾结起来大肆侵吞国家税收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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