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商毅也想通了，先打谁后打谁都差不多，但也这并不是说马上就做出决定，总是还要比较一下，先选择一个容易的动手，不过商毅也给自己定出了一个时间，在十二月十五日之前，一定要做出最终的决定。
不过首先被商毅排除掉的，是对南北两线同时用兵。
尽管以现在中华军的兵力来说，确实已经可以支持双线作战了，但战争从来都不仅仅是兵力的多少的事情，还有后勤保障，物资供应,这些又涉及到征调民役。而双线作战的人力物力消耗,由其是在完全不在一方向上的两个战场上作战,要比在单一的战场大得多。因为这就需要设立两个后勤供应中心，什么都必须是双份供应。假设说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分别投入十万兵力作战，那么所需用后勤保障的人力物力，要远远超过只在一条战线上投入二十万兵力作战的需求量。因此任何形式的双线作战，都不是上策，要尽力避免。
虽然说以目前南京政府的实力，还是供得起这样的消耗，但在现在大局己定，胜券在握的时候，也没有必要选择这种消耗过大的双线作战。而且经过了中原大战之后，南京政府为战争储备的物资也己经消耗了大半，白银的库存到是还足够，但物资己经不那么充裕了，如果再要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要么加征税收，要么大量发行货币，引发通货膨胀，才能保证战事的供应，而同时还需要征调大量民役来保证后勤运输供。因此最理想的做法还是控制战争的规模，南北二线一线主攻，一线主守，这样一边打仗，还可以一边慢慢积累国力。
因此商毅也排除掉其他的因素，仅从纯军事角度考虑，南北二线进行对比，首先是现在清廷己经元气大伤，在短时间内没有力量再向中华军发动进攻了，而全面恢复到战前的国力，估计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而南明各朝这几年都没有发生战事，还都保持着相当的实力，有能力发动战争的能力。
其次从心理上来说，这时清廷的大臣和武将，对中华军己经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就算国力有所恢复，也未必敢轻易向南京政府发动战争，就算朝廷下令，前线的军队也会再三考虑；而南明各朝因为和中华军交战较少，而且南明的皇帝和执政大臣又多以正统自居，这种顾虑也少得多，因此如果中华军向北用兵，南明肯定会在背后捣乱，而相反如果中华军举兵向南，清廷出兵的机率就小得多了。
再次是现在商毅政权的重心还是在南方，因此向南用兵，战线也要比向北短得多，可以直接以南京为后勤基地，另外南方的福建，广东、广西均是沿海地区，可以发挥中华军的海军优势和海路运输能力，因此从消耗上说，向南也比向北要小。
最后一点是中原地区久经战乱，现在己经十分荒废，现在刚刚收复，急需要招抚居民，恢复生产，如果继续对北方用兵，中原地区也一定会受到影响，因为所有的军队，物资、用度的调配都要从河南省通过，必然需要从河南省抽调人力物力，甴其是开年之后，马上就要开始春耕，如果在这时进攻北京，也会对中原地区春耕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恢复重建工作就还要推后。
基于这几点因素的考虑，商毅也逐渐倾向于先平定南方，然后再向北用兵。
而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二件事情，也促使商毅的想法最终被确定下来。
一个是清廷向南京派出使者，正式向南京政府提出了议和的请求。
原来在福临和几名亲信大臣商议决定，以割让土地和称臣为条件，与南京政府议和，并委任济尔哈朗付责拟定议和的详细条件，济尔哈朗和洪承畴、范文程等人进行了详细的协商之后，决定可以向南京政府割让陕西省的西安、凤翔、汉中、巩昌、泯州、洮州六府，或是山西省的平阳、汾州、辽州、泌州、潞安州、泽州六府。如果势不可解，甚致可以将陕西全省都割让也南京。
因为现在的淸廷对陕西的控制力度很差，几乎是孤悬于西北，而且陕西在明末的时候就经受十几年的战乱，社会生产几乎全被破坏，而清廷入关之后，虽然也在陕西搞过屯田开荒，招抚流民，但又因年年征战，这些工作大部份都流于表面，加上年初的时候，陕西也爆发了反清的起义反正，本来稍有一点起色的恢复重建，又被破坏了大半，因此现在陕西的情况和明末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这样一来与其还强留着陕西，还不如把这个包袱甩给商毅去背，如果商毅接手了陕西，也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恢复重建，一但弄得不好，还容易激起民变，要是再闹出一次流寇作乱，也够商毅受的，致少拖住他二三年的时间，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在称臣的条件上，确实让济尔哈朗等人花了一番脑筋，最后做出的决议是清廷可以对南京取消国号，称商毅为南国之主，而清廷自称北国之主，两国之主可以兄弟相称，商毅称兄，福临称弟。
因为现在商毅只是称王，而并没有称帝，因此双方以南北之主互相称呼，对商毅来说，这等于是变相承认他是南方的皇帝，也算是提高了他的尊号，而虽然清廷不能自称为帝，但在尊号上和南京还是保持平等，也算保住了面子。而缔结兄弟，因为商毅的年龄比福临大，可以称兄，在说法上当然好听一些，而福临只是因为年龄小，才以弟自称，这样也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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