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宋太祖基于自身的政治基本盘选定“重文轻武”的道路，本是无可厚非。但除了得到君主青睐的士大夫集团、在国家制度框架上形成对武将阶层的压制外，更凭借着对舆论的掌控，树立起一个又一个“文臣知兵”的形象，一点点从根本上瓦解了武将集团的自信。
武将们呢？他们在“重文轻武”的魔咒禁锢下，逐渐失去了精气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环境下任由摆布，成了冲锋陷阵的工具人。所谓“好男不当兵，好贴不打钉”。最优秀的人才是一心一意科举做官，不愿意去当兵，毕竟武职空间有限，地位又低，实在是挺郁闷。
但世道好轮回，大宋武将集团的衰落，终究导致了国家危机不断，在经历了与辽、金、元三个王朝不断的战争后，终于闹得家破人亡。而报应最终落到了赵昺身上，他不得不以稚童年纪登基，为复宋艰难奋斗。
赵昺十分清楚大宋延续二百多年的重文轻武政策，在战乱时期必须改变，不能让人家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玩命儿，还把人家当孙子。所以他在开府之后便努力扭转这个局面，不仅是体现在待遇上，主要还是政治上，以此来抬高武人的地位。
而要延续改变二百余年的政策谈何容易，‘轻武’的观念早已自上到下深入骨髓，甚至连武人自身都认命的状态下，赵昺的提出‘文武相济’的用人原则，以改变当前的形势。当然要改变业已形成的传统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战争中武将纷纷叛离的状态下。
因此自赵昺登基十余年来，他通过实施文武同阶，削减武阶，军政分开及官制改革等措施，使得武将也可以有机会参与国家决策，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但是每一项改革都会遭到文臣集团或明或暗的抵制，不想放权给武人集团。
上层官僚尚且抵制，底下执行起来必然也是困难重重。而今天几位只是文官系统最底层的监当官酒后的无心争论，正是文官集团内心的普遍反应，仍有以文御武，篡取军功的心思，老祖宗留下的重文轻武流毒仍难以清除，以致这些小官们的言行仍然时有流露……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朱瑜眼见谢斌在王钦咄咄逼人的言语下难以抵挡，出言帮腔道，“韩、范两位乃是我朝贤相，西夏入寇他们领军讨伐，打得其闻风丧胆，不敢犯界，其能不逊于诸葛孔明！”
“呵呵，他们不提也罢，实在是两个伪君子！”王钦冷笑着道。
“韩、范两位大贤文可治理地方、辅佐君王；武可定国，稳定边疆。这皆是史书有载，百姓爱戴的贤相，王兄怎能妄言诽谤！”谢斌着恼道。
“不要为那些所谓的典籍所迷惑，便说韩琦奉旨抵御西夏进犯，他好大喜功擅改安边之策出兵西夏，又枉顾粮草不济的事实，一意孤行令任福孤军深入。结果中伏兵败，十几万将士葬身好水川，其却诿过于战死疆场的任福，令大宋将士寒心，再无进取之心，他不是伪君子又是何物？”王钦有些激动的反驳道。
“明明是任福好大喜功，韩相在出兵前还特意叮嘱再三，令其：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要知道韩琦三朝为相，乃是后辈读书人的楷模，被王钦如此贬损也按捺不住与其分辨道，“反而是任福小胜几阵，便违背帅令轻敌冒进，以致中伏，不仅自己阵亡，还连累了十几万的将士！”
“真不愧是读书人，巧言令色，歪曲事实都是把好手！”王钦怒道，“韩琦此意明明是是特令任将军深入西夏境内之后，能战则战，不能战也不得退兵，若违令即使有功，也将以违抗军令的罪名处斩。而今却被尔等曲解成这样，哪里还有天理。”
“此事早有定论，难道仁宗也昏聩不堪，委过于他人吗？”朱瑜言道。
“呵呵，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王钦听罢，干笑两声，面对此言他不敢再辩，否则便是授人于柄，喝口酒闷声道，“只是不知韩相回军见到沿途阵亡将士妻女兄弟着缟素持故衣，焚烧纸钱为烈士招魂有何感想。”
“你……”朱瑜知道这首诗正是谋划了好水川之战的陕西落地士子张元所作，用来讥讽韩琦虽然是科举榜眼，还不如他这个落第举子，其中也有暗讽他们纸上谈兵之意。
“好了，喝酒，何必为陈年旧事扰了兴致！”赵昺见双方剑拔弩张，连忙打圆场道。
“黄队正，你来评判下孰是孰非！”谢斌拉了下朱瑜让其坐下，看向赵昺问道。
“呵呵……”赵昺也轻笑两声，却没有立时回答。
此事以赵昺结合后世所知来看，那首夸赞韩、范的民谣出自何人之手今天已无从考证，从与西夏政权的交战记录来看，所谓“西贼闻之心胆寒”的韩琦，实则是个“送人头”的高手。
按理说，面对游牧民族来势汹汹的攻势，中国历史大多数名将所采取的战略都是先依托边境的堡寨迟滞对手的攻势，等待对方师老兵疲之后，再集中已然集结起来的优势兵力展开攻击。但偏偏韩琦就是不愿意走这样的“老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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