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末的一个清晨，城门刚刚打开，一支骑军簇拥着一员大将驰出大都南门，他放慢马速回首看看高大的城楼轻叹口气，向行礼的军卒轻笑着挥挥手，通过吊桥上了大路，向南而去。
伯颜不是第一次离京，但此次离开心中确是五味杂陈，有些酸楚。此行名义上是奉旨前往开封，统领河内诸军，其实大家都清楚自己是被贬嫡出京。因此没有朋友相送，没有亲人告别，随行的也只有一个百人队，可谓凄凉。
想当年自己奉命伐宋，统帅二十万大军，大汗率众臣亲送。俘南朝幼帝及太后返京，大汗又领众臣亲迎。而后又多次领兵出征，平定西北诸王之乱，前往旧都和林抚军，镇压反叛。皆是众臣出城相送，置酒饯行。那是何等的风光，但现下一切皆是过眼烟云，年过五旬还要被贬窜出京。
伯颜想想自己半生为大元南征北战，执掌中书，一直兢兢业业的为国操劳，而终被大汗所忌罢职逐出京师，心中还是有些悲凉。想想这段时间，自己并未有大错，却遭到众臣的弹劾，明面上看是因为处理阆中事件有过，但他也明白是因为卷入了储位之争。
汗位之争向来是残酷的，伯颜十分清楚这一点，自成吉思汗开创蒙古国以来，只有窝阔台汗是顺利传位，余者皆是充满血腥，兄弟反目，叔侄相残。每次动乱蒙古帝国的实力都会被削弱，引发新的分裂，而真金继位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被南朝所乘，夺取了江南。
内心中，伯颜并不愿意搀和皇家之事，只想做一个重臣和孤臣。但是现下的情况，他清楚蒙元再经不起一场大的动乱。而想顺利完成汗位的交接，只有用汉法，依其制度完成皇权的过渡，虽然汉法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可总能缓和当前朝廷剑拔弩张的局势。
而真金向来崇尚汉法，当朝也多重用汉臣，因此伯颜以为其意属嫡长子甘麻剌，欲立起为储。且真金又以甘麻剌为大都府尹，这与南朝以皇储掌京师事相仿。可见虽未明确为储，但种种迹象表明储位非甘麻剌莫属，伯颜自然在李谦等人一力拥戴其的时候，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现在想来，伯颜以为自己落到如此地步，还是有两处轻忽了。
其一，自己在立储的问题上，他没有标明自己的立场，以致拥立甘麻剌的汉法派，及拥立铁穆耳的旧宗王派皆认为他不是自己一方的人。而他又权倾朝野，深得大汗信任，有左右局势的能力，一旦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将导致他们一方落败。所以他为两方所忌惮，都欲将自己打落尘埃。
其二，在布置入卫的宗王问题上，采用何种方式安置，他与真金产生了冲突。他是按照前强、中弱、精锐警卫京师的方式，这样在南军进攻时，一线部队不至于一触即溃，为调集援军赢得时间；而一旦外围失守，或是损失惨重，南军这时也失了锐气，居中的诸军则可以拖住敌军，然后出动后方精锐进行反击；若是两道防线皆被攻破，那么京师精锐则可以坚守城池，号召各地诸军勤王，围歼已是强弩之末的南军。
但是大汗的意见是将弱旅布置在一线，而强军布置在二线，精锐戍守京师。意思就是以消耗达到消耗南军实力的目的，然后二线部队发起反击挡住南军的攻势，同时调动京中精锐进行反击，以达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效果。
伯颜清楚南军若是发动攻势，必然以精锐先行突破，打开突破口，而己方将弱旅布置在一线，根本挡不住南军的第一波进攻，甚至是一触即溃，导致国门洞开。而大举侵入的南军则可以分路突破，对布置在二线的部队进行分割围歼。此时兵力大损，京中精锐再行增援已经迟了，不仅失去了反击的能力，连守卫京师都困难。
现下伯颜反思自己与大汗在兵力部署上的分歧，其实根本原因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原因。人有亲疏，地有肥瘦，同样这些入卫的宗王们虽然都是亲戚，却也有远近。按照大汗的安排，诸王的粮饷主要是自筹，朝廷补贴。
如此谁都愿意去富庶的州县，这样起码粮饷不愁，还有油水可捞。而贫苦的地方，地方衙门都吃不饱，岂有多余的给他们。如此诸王们是四方奔走，以求自己被分到个好地方，甚至有人欲仿草原旧制就地称王，接管地方军政。为此也有不少人走伯颜的门路，希望他能代为游说。
但结果大汗一纸圣旨将自己的女婿和皇后的家人皆分封到了富庶之地，而那些‘远亲’只能去吃土了。根本就是以亲疏分配防地，以各部实力无关。这引起了众人的不满，而怨气也就撒到伯颜身上，以为他媚上，有失公允，没有在大汗面前仗义执言。导致自己此次被贬，成了墙倒众人推，少有人为其辩护的局面。
伯颜也明白导致今日被贬出京其实还是大汗对自己失去了信任，担心他要做权臣，尤其是在其逝后，朝中无人能够制约，形成主弱臣强的局面。但他扪心自问绝无此念，对大元忠心耿耿，对大汗绝无异心，落到如此下场也是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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