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赵昺眼前这几位宰执来说，刘黻算是正牌太学生出身，但是因为伏阙上疏弹劾彼时权臣丁大全被开除了学籍，而其他几位不是家传，便是书院出身或有在书院求学的经历。江璆的爷爷一生在乡间授学，他爹江万里通过科举入仕，官至丞相，后在其十六岁的时候，其父致仕回乡创办白鹭书院，邓光荐也是出身于此。
所以他们对于这段历史都十分清楚，说起来自然脉络清晰，对其中的典故和轶事也知之甚多，赵昺与几位宰执商谈一个上午，其实也可以说听他们讲了半晌书院发展史，虽然没有对能学乱做出决断，却让他可以全面的了解这一时期的士人思想状态和转变。而这也能让他在处置当下学乱中能保持理性，从而选择稳妥的方针来应对。
大家都知道宋朝文化的繁荣，与宋学宋学哺育出宋代知识分子的兼容精神有着极大的关系。宋代重要思想家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无论程朱派，还是心学派，理学各派都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成果，重建新儒学的理论体系。
当时宋学各派，能够做到学统四起而多元并存。神宗时期的洛学、新学与蜀学，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学派，都落在同一个政治文化的架构之内，不同学派之间学术主张尽管不一，有些问题甚至针锋相对，但也能够实事求是地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
不过有话是这么讲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相轻’，所以这种兼容并蓄也是相对的，他们之间的纷争同样不断，即便是同源的学派也无法做的和谐相处。
首先表现在书院的祭祀活动上，这似乎带有某种宗教色彩，实际上，书院供祀与佛道寺观的祭祀方式也有所不同，不是祈求某些神灵的保佑，而是为人树立某种典型形象，是一种生动的教育形式。通过书院祭祀的对象可以表明该书院的学术宗旨和特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还是一项特有的活动内容。
南宋书院除一般供祀孔孟等先圣先师之外，特别重视供祀周、程、张等北宋的理学大师，表明南宋书院大都与理学有关，是讲理学的书院。不少书院都各有自己特有的供祀对象，多把本学派的创始人，或与该书院有密切关系的代表人物加以供奉，用以提高书院的社会地位，标明或保持该书院的学派特点和学术特色。
另外，各学派在学术传播与师生传承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道统和门户，总认为自家学说才是一本正经，而别人都是异端邪说。以这种道统观，再去处理与其他学派士大夫的关系，就会出现自视甚高、责人太苛的结果。不在自家门户或道统之内的人，往往认为他们不是君子。
而这种治学态度之下，盛行于后的理学在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也为后来朝堂上的争斗和学乱埋下了隐患。
在南宋政治环境恶化之际，知识分子还能否“独善其身”？不可否认，在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代，那时知识分子中也有鲜廉寡耻之徒，钻营进入统治集团的权力体制，迎合当局专制独裁的政治意识。但那些有自己独立价值追求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宁愿闲居不仕，不再入朝为官。
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无非要有三个空间：生活空间、学术空间、政治空间。南宋即便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黑暗时期，这三个条件也仍然具备。
生活空间上，宋代有这个条件，哪怕不去担任实职性差遣，还可以领取一份薪水，这是宋代优待士大夫的政策。例如陆游，即便闲居在山阴老家，只要没将他从官簿上除名，其俸入还可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水准。所以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职，也能保持起码的生活空间。
另外国家权力没有取缔书院，知识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国家权力尽管可以流放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但限于‘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却无法在肉体上消灭他们，这在为知识分子预留政治空间这点上，还是很重要的。
从外部来看，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对王学以及洛学，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
但必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由于宋学价值观的确立，尽管其内部也有过王霸义利之争，但即便是强调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学者与士人，在讲功利，讲利欲时，也秉持着理性的态度，主张有一种自觉的约束。
因此也会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过自己的入仕，尤其通过提升皇帝的内省功夫，来达成他们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于是，就有朱熹那样热衷于当“帝王师”的士大夫学者。而一旦连帝王师也当不成，彻底碾碎了其“外王”梦后，还可以退出庙堂，疏离政坛，闲居不仕，独善其身地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学派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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