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前世就知道钱的重要性，为此自己被困在那艘船上好几年。不过那会儿还是基于个人的私利，即便如此也让他明白没钱寸步难行的道理。而穿越到宋末之时，更让他明白没钱的痛苦，从最初的几十人，到几百人，直至当前统治几千万人口的半壁江山，缺钱几乎伴随始终。
不过在由弱到强的立国过程中，赵昺也体会到即便在势均力敌的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是财政组织最出色的一方，且不分古今。而他亦发现终清一朝将《三国演义》当作宝典，从努尔哈赤青年时期追随李成梁，接触到《三国演义》；到创业打天下，向子侄、将领推荐，《三国演义》就一直是清朝将领的枕边书、军事书目“爆款”，而皇太极更是将《三国演义》当兵法看是有道理的。
当然赵昺知道《三国演义》是本演义，其中三分实七分虚，但因其语言生动活泼，并不晦涩，又加以故事性强，引人入胜，所以非常适合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普通将领，自己也曾以此来作为军事初级范本来教育自己的侍卫们。
但赵昺对内容解读却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其反应的不仅有军事上的奇谋妙计，还有战争财政的秘密。可以说，三国的竞争，首先是财政的竞争，其次才是军事的斗争，谁能够建立起更加持久有效的财政体系，谁才能击败其他的竞争者。
人所共知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属于典型的战乱期。董卓之乱后，整个东汉帝国的财政体系彻底崩塌。这一年，整个中原都处于混乱之中：袁术、袁绍、吕布、公孙瓒等各霸一方，征战不止。这也是东汉末年最残酷的时期，每一个军阀都拼命挣扎，图谋吞并别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而各地的州牧和将军们为了供养部队，首先实行的是掠夺式财政政策。
作为灭亡东汉的第一推手，董卓也是推行掠夺式财政政策的典型代表。攻克了城池之后，他的军队都会将城市的财富洗劫一空。根据以往的经验，更看重货币。他认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劫持了皇帝之后，就废除了五铢钱，铸造另一种小钱来流通，希望持有更多数量的铸钱。
在和平时期，这种做法可以直接从民间抽取大量的财富。但在战争时期，由于民间已经抛弃了货币，董卓的做法最终失败。但不管是劫掠钱财，还是铸造更多的铜钱，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军粮。有了军粮，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才能形成战斗力。但在战乱时期，许多百姓都无法耕种田地，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这时，不管出多高的价格，都无法买到军粮，钱币又有什么用处呢？
董卓被吕布刺死后，部将郭汜、李傕继续作乱。当时的物价已经涨到了一石粟五十万，一石豆麦二十万，大约是和平时期物价的一万倍。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白骨成堆，腐烂的人肉和残缺的尸体处处可见。
以劫掠作为财政支柱向来是暂时的，正是由于董卓、郭汜、李傕等人大肆掠夺西部，导致农民无法种粮，至于曾经繁华的长安城，更是一无所有，连人都看不到，整个关中平原成为一片荒地。随着粮食的枯竭，军队也成了受害者，战斗力下降，最终西北军阀被东部的军阀所消灭，正是这种暴虐的做法促成了他们的败亡。
在东部的中原一带，与曹操争天下的二袁——袁绍和袁术，同样不知道后勤的重要性。在争霸战争进行期间，他们的军费是临时筹措的，也以掠夺为主。彼时中原一带尚分布着大面积的水域，有丰富的水产，可以暂时解决军队的食品供应。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这些水产却无法成为辎重。以致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
在军阀混战时期，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中国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当战争向着长期化发展时，谁第一个反应过来，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谁就会成为受益者。而最早发现战争财政秘密的是曹操。
当所有的人都关注军事，曹操却强调农事。他四下招募流民，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得到了百万石的粮食，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之后又将这个经验四处推广。许昌屯田成功后，他将经验向全国推广，每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石。
定都邺城后，由于局势的稳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绵，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自此，屯田成为惯例，他及此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
而曹操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统一北方后，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在这个阶段，精通各种经营的能臣辈出，经济头脑已经成为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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