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人老成精’，应节严的一番话让赵昺明白了自己怎么做，但是心中却感到无比凄凉，老头儿道出了官场的真谛，也点名了自己作为君王应该如何处理与臣僚之间的关系。而他心中虽然知道这是自己走上权力顶峰必然的选择，却又本能的排斥，不愿意成为了一个冷酷的掌权者。
前世所知和今时的经历，让身居高位的赵昺内心一直十分纠结，他一直坚持善待属下，与他们同甘共苦，便是希望以真心换忠心，期待大家的合作可以善始善终。但是现实往往十分残酷，历史上的悲剧在自己面前一再上演，为了自保也是为了大业不得不狠下心来行事。
赵昺明白历史上的君臣相残的事件比比皆是，不少君王尤其是开国皇帝，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得到过大批杰出人才的鼎力支持、尽心辅佐，而这些人怀抱“建功立业”或“济世安民”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使尽浑身招术和智慧，以求得功成名就。
在对付共同敌人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君臣双方往往能彼此充分地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弱点，尤其是作为臣子一方的超常胆识与才能，更是被君主了如指掌。这些，在共同对敌时，是君王求之不得、倍加珍惜的法宝，而到了取得政权以后，它们则让君王感到寝食难安，如骨鲠在喉、芒刺在背。
毕竟封建君臣之间，反目如家常便饭，龙庭御座，强者适时可登。何况勋臣们功高震主，一旦结成联盟形成气候，作为孤家寡人的君王，就只能王冠落地、身首分离了！因而无情的杀戮，便成为帝王恐吓、防备将帅拥兵自重的主要手段，另外，派心腹太监监军；分而治之、互相掣肘；名为优待、实为软禁，将出征将帅的父母妻儿作为人质等等，亦是防控兵变的常用办法。
唐朝时，为监视出征将帅，皇帝派遣太监到军中充当监军，称观军容使。这当是太监干预军务之始。明朝末年，在辽东抗击后金的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袁崇焕，给皇太极进军关内的计划以极大的障碍。后来，皇太极利用祟祯皇帝朱由检自负且又多疑的心态，捏造与散布袁与后金有密约等流言，朱由检遂对拥有兵权的袁崇焕越发怀疑，终于将袁逮捕并凌迟处死，而向皇帝密报上述谣言的，就是派使军中的太监。
即便在种种防范的措施下，可历史上皇帝被架空，权臣专制的事情仍然层出不穷。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胡亥成了他手中的傀儡，连自己的小命都朝不保夕；明武宗时太监刘谨怂恿皇帝吃喝嫖赌，厌倦朝事，使其得以成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刘皇帝”。
汉的吕后、唐的武后以及清的慈禧太后大权独揽，皇帝形同虚设，实现了‘男女共治’的局面等等。即便是本朝的权奸也是比比皆是，徽宗时有蔡京，高宗时有秦桧，南宋中后期又有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都是权倾中外，都是独霸朝纲，都是顺昌逆亡，都是祸国殃民。
不过赵昺还知道后世一些人对宋代出现权臣却持保留态度，他们以为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皇帝在考虑自己皇位安危的情况下，在帝王授意和支持下借以得逞的，有的权臣擅权还得僭用、窃用诸如御批、内批、诏书、圣旨等帝王的名义，他们要排斥异己也都要给异己构陷一个反对当代帝王的罪名。
且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得天下于小儿，到陆秀夫背负幼主跳海失天下于小儿的三百余年中，都是赵氏的家天下，都搞赵姓的世袭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权臣擅权充其量只是在皇权专制的大框架中出现的怪相。在前世赵昺也觉得这种说法亦有些道理，但是当他成了皇帝之后却是不敢苟同了，不过这也许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
赵昺以为这种‘权臣擅权’就像太后垂帘、宦官干政一样，往往比君主专权之本身更为恶劣。另外换位思考下就知道，不要以为这是‘民主’的表现，想想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却要任由他人摆布，看臣子的眼色行事那是个什么滋味，可以求下此时皇帝的心理阴影面积。他却知道但凡有机会和能力，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当然赵昺也知道权力需要制约是对的，毕竟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是明君。不能让有权者为所欲为，古为今用也没有错，包括权力的制衡，也可由古获取镜鉴。但是千万不要把分权与制衡说得如何如何美好，以至于让享有最高权力的帝王‘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那只能说明臣子们圣人之言听多了，以至于走火入魔，逼着皇帝发飙！
毕竟皇帝也是不是泥人，况且泥人尚有几分土性呢！而在宋朝历史上这种事情并非没有发生过，且都发生在几位算是有些作为的皇帝身上。其中有发生在大宋最为清明时候，被称为不世仁君的仁宗任上的范仲淹的“越职言事”案；神宗时的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宋哲宗时的司马光等“元佑党人”案；高宗时有岳飞的“莫须有”罪案；宁宗时的赵汝愚、朱熹等“伪学逆党”案；理宗时，还有拖延五十年未得平反的“济王赵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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