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只道皇帝今日召见大臣，是为了商量新相人选一事，不料赵桓几句说过，却是又将中央职权重新区划，怎料皇帝轻飘飘几句话，便使得朝局将有大变。
若是仅仅变动中央，倒也罢了，依着皇帝所说，连同地方各司使和权力，也是被重新调整了许多。
这一类的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分配，财政的使用与上缴，垂直体系的建立与使用，在现今的中国，尚且不清不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与权力分配，经过好多次的改动。
可怜在宋朝时，在场的虽然都是这个时代的精英，却如何能在脑袋里有这样明确清楚的分析与预判。
赵桓不过寥寥数语，做的却是他深思熟虑，经过一年多的打磨自己心腹可任用的官员队伍，经过对军队的进一步掌控，经过赵构已死的现实考量，然后方有此举。
收回财权，直属中央，然后剥离军队中的若干权力，也直属中央，然后又将执法与司法诸权分立，一样收回中央，垂直体系，甚至连营田这样的军农一体的事物，亦收回中央部门。
如此一来，地方官员手中的权力，已经被削弱到极限，而军队亦变为只管做战，甚至厢军改革后，地方的驻防军队，亦是由中央一手掌握。
赵桓心中清楚，中央太过集权，并非好事。
然而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最大的中央集权，反而容易将一团散沙一般，由儒家学说和宗族势力组成的地方政府架空，凡事由中央掌握，则事必事半功倍。
在宋朝，地方官员的事情极少，大事上禀，小事交给宗族处理，水利卫生很少过问，治安司法搅和不清。地方太大，很难有科学和有效的管理，在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以儒家学说立国，天子治士大夫，而士大夫凭借着自己的道德权威来镇压地方，地方则有宗族长者和官绅一体治理，凡事讲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多一事不如小一事。如此泄泄沓沓，敷衍了事，逐渐成为缠在古代中国的痼疾，无法医治。
秦朝的失败，就是它原本在关中川蜀使用了细腻和严苛的法制，在小范围内，可以制定并执行，而放之全国时，就显示出它的不具弹性和无法实施的严重弊端。
加上始皇好大喜功，于是自秦之后，汉朝以始，中国历朝政府，都放弃了对地方的真正控制，转为无为而治的大宗旨。在这样的总体思想氛围下，变法，亦就是政治的改变和进步，举步维艰。
而科技的进步，更被视为奇技淫巧，会破坏社会的整体结构，纵得小利，也会使天下变的更不安定。
至于明清，官员以熬资格来取代政绩，已经成为潮流和约定成俗的定规，起因便是如此。
赵桓深知此中情弊，更知道不在这一点上有根本的改变，想使得中国社会脱离往下去的泥沼，而转为有健康肌体和思维，渐渐强盛，而不是靠一两个天赋英才的帝王，就只有从整个体制上来着手。
他不是救世主，却有信心在自己手中的几十年，使得中央集权政策能发挥出它应有的效能，至于身后事，历史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开了头，则自然有人继续下去。
赵桓的这些考量，在场的人纵是聪明绝顶，也断然不知所以。
虽然觉得变更户部与三司的权限有些多事，各人却无法知道其中深意，当下一个个俯身答应，对皇帝的这些决断并无异义。
赵桓暗自发笑，当即吩咐，此事的细节交由几位宰相协同处理，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将各地的财权事权收回。
此事处断完毕，赵桓神清气爽，当即又将岳飞奏书传示群臣。
几个宰相看完，却是不便先讲，只得待赵鼎与张浚先看完，由得枢密先说。
张浚皱眉看完，只道：“武臣敢说帝王家事，大逆不道，陛下给他的批复虽然断然拒绝，也加以训斥，臣只是以为还要略加惩处，才能杜绝此风。”
赵鼎也是宗室，此次事关皇帝权威，倒是难得与张浚意见一致，当即也道：“臣意也是如此，陛下处断的太过宽仁了。”
赵桓并不以为然，答道：“祖宗向来以宽仁为务，现下也是要武臣效力的时候，这岳飞也是出于忠枕之心，训斥几句也就罢了。”
赵鼎红头涨脸，亢声道：“陛下，这话说的不对。我朝向来宽文臣而严武臣，武臣不曾读书，不知大义，而且手握重兵，稍有不慎，就是泼天大祸。况且，祖宗宽仁，也知道将人处之以法。太祖当年，待大臣和百姓多么宽仁，有一次东京失火，太祖大怒，下令将引发大火的小卒押至闹市，扔进火堆活活烧死。行刑之日，太祖亦是不忍，那小卒惨叫声令得东京百姓毛骨悚然。太祖道：唯有如此，方能为来者戒！”
他顿了一顿，最后总结道：“太祖垂训不久，望陛下能细思此事，给岳飞一个处分，方可为来者之戒。”
两位枢密说完，宰相并各部大臣，亦都上前说话，一致请求，让赵桓给岳飞处分。
赵桓却是料不到事情会演变至此。
以他之见，岳飞得罪的是他这个皇帝，而自己的诏命拒绝之后，又加以训斥，却又显的宽仁，诸臣必定无话可说。
怎料宋朝文官对武臣的防范和敌视心理，竟是如此强烈。皇帝固然驳回，他们竟还是不依不饶，一定要加以处分，方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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