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 杨作霖乞求恢复婚约
考虑之后，钱谦益给吴瑛两个选择。
一个是杖责三十大板，然后在陈家银产剩余三万两中拨出三百两给吴瑛当生活经费，让她自己选择居住地点，改嫁他人或独身都可以，留在南京也可。
另一个选择是免去三十杖责，回到松江华亭, 为陈宗裕守寡并照顾幼儿，陈家银产三万两除了分配给陈家其他族人和儿女之外，剩余三千两给她。
吴瑛没有丝毫犹豫，立刻选择第一个。
至此吴昌时主谋的纵火案、行刺案算是基本了结。
钱谦益的重心也完全转移到对南直隶战时新政措施的监督落实上。
崇祯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阮大铖被抓回到南京。
他在桐城和怀宁交界处躲藏了一阵，终究还是被人告发，给抓获归案，又押解往南京了。
不过一到南京，正好碰上钱谦益把几件大案审完，罪魁祸首是吴昌时，和阮大铖无关。
阮大铖自然无罪释放，他对钱谦益感激涕零。
向钱谦益毛遂自荐，愿意为钱谦益此行任务出谋划策，提供各种支援。
此时凌濛初也回来了，他在南直隶有代表性的几个府考察，主要是淮安府、扬州府、苏州府、常州府、徽州府。
此时也到南京，向钱谦益报告。
和北方相比，南直隶各府推行战时新政确实进度慢了许多，力度也弱了许多。
究其原因还是江南东林系士子在各地的强大影响力。
大部分读书人即便对战时新政没什么明确好恶，也都被他们裹挟着反对。
至于少数理解支持战时新政的读书人，在巨大的舆论威压之下，往往噤口结舌，不敢轻易发出不同的声音。
生怕触怒主流舆论，落得一个万夫所指，群起攻之的下场。
这些激进士子不仅在读书人群体中有强大影响力，而且在城乡下层贫民、雇工雇农那里，同样有巨大的号召力。
激进生员只要稍作号召, 大量下层百姓就会应声而起，围攻被他们指为奸邪的人员，抢劫抄掠，甚至焚烧屋宅。
钱谦益听了凌濛初的报告后默默点头。
这和他过去的观察，以及在苏州府昆山县，还有松江府华亭县考察到的情形，也都符合。
要想在南直隶落实新政，就必须破解这种状况。
阮大铖则向钱谦益分析道。
许多局面看似难办，实则要改变，只在于势的扭转。
过去民情士心在东林士子这一边。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两个高屋建瓴之势。
一个势是道德崇高之势。
东林所以能把控舆论，操控人心，在于其向来标榜道德崇高，廉洁刚正，敢于不顾个人得失，不取媚君上。
这个形象深入人心，则和东林意见对立者，不言自明就成了品格卑污，阿谀媚上的小人。
若只是空有崇高之势，而没有实利上的好处，自然也难以持久。
而东林和后继的各类生员会社厉害之处恰恰在于，能把这崇高之势，转化为实际名利。
违逆此势，纵然暂时得志，很快也会身败名裂，下场极惨。魏阉、顾秉谦之类就是明证。
顺应此势者，暂时受厄，也会时来运转，纵然一时赴死，也会死备哀荣。
掌握此势，东林就能控驭读书人的好恶舆论。
另个势是为民请命。
东林之一举一动都是打着为民请命之旗号。
反对朝廷种种增税措施，也是到处散布灌输舆论：朝廷增税，必定让小民负担更重，民命不堪。
将其视为不言自明之理。小民也果然对东林系的宣传深信不疑。
所以东林也能控驭江南民心。
要在江南改变局面，只在于扭转这两个势。
分析到这里。
阮大铖两眼发光道：
“如今明公破获吴昌时大案，却正是趁热打铁，一举扭转这两个势的最好时机。
“实则在江南士林之中，真正和东林站在一起，坚定反对战时新政的是少数，理解支持朝廷新政的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中间派。只是因为东林占据两势，中间派不得不被东林裹挟。”
“若是让东林丑事曝光，让原先不敢说话之人，也敢出来痛斥，第一个势扭转，中间派倒向另一边，则士林倾向便可天翻地覆，原先坚不可摧者，也会土崩瓦解，势如破竹。”
“至于下层小民之心，也只需把东林谬论针对性加以驳斥，反复灌输，朝廷增税，负担未必转嫁到贫民，而是让豪阔富门穷奢极欲之挥霍大受制约减少。若是小民不放心，朝廷也可让地方平民监督增税后，豪门是否仍旧如先前那般无节制挥霍。确保所增之税，真正用于国家实利。增小民监督之权，便可化解东林依仗的第二个势。”
钱谦益对阮大铖的分析深表赞同。
许多事情只要找到最根本的关键点，难解之问题，也可迎刃而解。
于是接下来几天，钱谦益首先还是围绕吴昌时的案件大做文章。
不仅是吴昌时本人，也把吴昌时联络交往的诸多会社生员，平素骄奢，行为不端者都挖了出来，把他们种种缺德事迹材料，详加整理记述，刊印成读物，各处散播、
也请说书先生，给那些不识字的百姓市民讲说。
凌濛初更是发挥其小说家的特长，为此连做了几篇话本故事，广为刊印。
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吴昌时和其狐朋狗党的诸多隐秘丑行，已经传遍江南的大街小巷，田间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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