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水北岸，坐镇中军的卢国公程咬金见到盖牟城背后的冲天烟雾，果断命令麾下兵卒冒着敌军在对岸疯狂抛射的箭矢强渡辽水。
此处辽水河道宽阔水流充沛，给强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右武卫兵卒乃是唐军当中的精锐部队，在程咬金统御之下训练有素、战力剽悍，任凭敌军的箭矢飞蝗一般在河道之上乱窜，却依旧有条不紊的构建浮桥。
盖牟城的高句丽守军不知身后这股敌人数量多少，不敢弃城而出阻挠唐军强渡辽水，守将只能坚守不出，以少量兵卒前出至辽水沿岸以弓箭延缓唐军之进度，一面赶紧派遣斥候探知身后这股唐军之虚实，一面派人飞速前往怀远镇、白严城、玄菟城求援。
高句丽军队的箭矢无法对身着重甲的唐军工兵造成太大伤害，又不敢弃城出击，只能眼看着唐军用了一个上午的功夫在辽水之上搭建起三座浮桥，一队一队阵容鼎盛杀气腾腾的兵卒渡过辽水，进逼盖牟城。
原本希望依托坚城能够有效阻挠唐军渡过辽水的战略，在背后忽然出现一支唐军腹背受敌之后，彻底宣告失败。
而这个时候，大唐的使者甚至尚未抵达平壤城，向高句丽的宝藏王递交国书，正式宣战……
事实上，对于“宣而后战”亦或是“不宣而战”，政事堂与军机处曾有过一番争论。
自古以降，但凡大国出征，都要堂堂正正，甚至双方约好时间地点，公布兵力多寡，然后公平公正的开战。胜者固然不得得寸进尺虐杀敌军兵士、趁机占领敌国土地，败者也应当投降撤军，履行之前约定的一些列战争条件。
然而至春秋之时，王室崩颓诸侯当道，战争指令再非由王来颁布，而是诸侯之间私自出兵，战祸频仍，为达胜利不择手段。
所以“春秋无义战”，孙武会说出“兵者，诡道也”这样的话语。
从此之后，所谓的“宣而后战”便逐渐消失在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中，“兵不厌诈”成为战争方式的主流，影响深远，但是在对外战争的时候，却往往保持着“正义”之传统。
中原王朝赫赫天威，乃是天下宗主，以上击下、以众凌寡，战无不胜，岂能“不宣而战”损害天朝威风，学那不义之行径？
说白了，就是为了维护天朝上国之威仪，战争之前先公布战争的理由，历数敌国之罪证，得到舆论上的支持，然后名正言顺的将国书递交至敌国，严厉谴责一番，然后调集军队开赴前线，在敌国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堂堂正正的将其击败。
至于是否会因此使得敌国获得更多的准备时间，导致本国在战争当中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不需要考虑的。
中华上国，礼仪之邦，就算是吃了亏导致更多的兵卒无辜丧生，只要维持住了颜面，些许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反正也用不着满口“孔孟之道”的士大夫们提刀上阵，亲自面对敌人的箭矢利刃……
但是这一次，是李二陛下力排众议，决定不宣而战。
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征伐高句丽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他个人的宏图霸业，更是为了帝国消除盘踞辽东的隐患。
谁都知道高句丽日渐强盛，从曹魏之时毋丘俭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开始，直至隋炀帝三次东征，都是为了铲除这个可能危及中原王朝统治的“恶邻”，然而不知多少汉家儿郎埋骨辽东大地、血染白山黑水，却始终未能将其彻底击溃。
高句丽必须灭，这几乎是隋唐两代朝野上下的共识，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征讨不臣、覆灭敌国，这就是正义之战。
既然战争的性质已经被定性，又何必在乎其中的手段？
隋炀帝倒是调集举国之兵，堂堂正正的递交国书之后宣战，可又有什么用？战争的结果是失败，那么所谓的“正义”也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同样的道理，只要能够击溃高句丽，使得战争当中兵卒的损耗降低，“不宣而战”又能如何？
自古以来，可没有任何一个番邦蛮夷侵入华夏之时，事先宣战过……
于是，便定下了毋须李二陛下御驾亲征抵达辽东之后再行开战，而是可以由平壤道行军总管英国公李绩坐镇辽东，伺机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高句丽辽水防线的战略布置。
如今李绩率领唐军主力陈兵辽水入海口不远的远东城对岸，而卢国公程咬金则率领麾下右武卫将士溯流而上，配合先锋薛万彻部完成奇袭高句丽位于辽水中游重镇盖牟城的作战任务。
……
唐军的不宣而战，的确使得整个高句丽军队都陷入混乱。
高句丽在辽水沿岸的各座山城之中囤积重兵，借助辽水天堑坚守山城，希望能够大大的阻挠唐军推进速度。抵挡唐军是肯定无法抵挡的，纵横天下未尝一败的唐军倾举国之力来攻，岂是区区高句丽就能够抵挡？
只需能够拖延唐军的脚步，就算是战略上的胜利。
若是能够将战争拖延下去，等到雨水充沛道路泥泞的秋季以及天气酷寒大雪封山的冬季，唐军就得重蹈前隋之覆辙，因为兵卒不耐苦寒、辎重无法补给而陷入死地，高句丽自可反败为胜。
高句丽人口数百万，在辽东之地算是除去大唐之外的一等强国，然而其国力却不足同大唐相抗衡。想要击败大唐，就只能依靠天时之力，利用辽东的地理以及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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