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晨时初刻，大明皇帝陛下发布第六次罪己诏，禅让帝位，安抚民心，现周知天下臣民人等......”
南京城各处报亭，唱报人手捧《皇明时报》，抑扬顿挫地念着崇祯皇帝罪己诏加禅让诏书。
“太子慈烺，有神武之略，上圣之姿，南征北讨，佐朕监国，格於皇天，功存纳麓......今朕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
在各处茶馆酒肆，也有说书人捏着《金陵时报》，在那做解读评析。
“什么？圣上禅让了？”
江南的各处大街小巷上，文人墨客、贩夫走卒，皆被这具有爆炸性的新闻惊住了。
有阴谋论这私下议论，皇帝南幸只有一个多月，为何匆匆禅让了呢？是否是太子行杨广之事，逼父篡位？
不过，这些人很快就被打脸了，有朝臣称，皇帝是在朝会上当庭宣布的，文武百官具在，且当时皇帝言语间对皇太子的期待很高。
的确，崇祯选择在朝会上宣布禅让，也是为了朱慈烺考虑，这样可以名正言顺继承大位，否则难免有心怀不轨之人妄加猜测，引起局势动荡，他很清楚，现在的大明，内耗不起。
崇祯皇帝禅让之事，在《皇明时报》、《江南新报》、《金陵时报》三大报纸的宣传下，如同飓风般席卷大明各地，亦向北面数省和辽东散去。
在举行登基大典之前，朝廷里忙的不可开交，各部门集体运作了起来，不下于后世举办一场奥运会。
首先是年号的问题，礼部给朱慈烺准备了七八个年号备选，分别是义兴、霆恩、乾圣、兴福、咸嘉等等。
义兴是历史上朱慈烺的年号，寓意除暴中兴，好像是吴三桂搞出来的，朱慈烺瞧都不瞧一眼，逼格不够。
霆恩还算霸气一些，寓意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不过字面意思不太霸气。
至于乾圣、兴福、咸嘉这三个年号，则是崇祯皇帝当初登基的时候，朝臣给他备用的，崇祯最终四选一，选择了崇祯的年号，这三个也就弃用了。
皇帝老子都看不上的年号，朱慈烺自然看不上。
挑挑选选了半天，朱慈烺决定不用那些花里胡哨的年号，确定取年号“天武”，为天武皇帝，取意：承天道，顺民心，武平天下，澄清寰宇！
朱继柞等礼部官员一阵头疼，新皇以军队名字为年号，史上罕见，不过他们也不好反对，毕竟年号选用是皇帝说了算，就像给自己儿子取名字一样，哪怕是叫朱爷爷，那也是人家的事情。
满朝文武最兴奋的莫过于天武军诸将，这不仅仅是有面子这么简单了，简直就是隆恩啊，这标志着未来的天武一朝，天武军将与天武皇帝同在，是妥妥的万岁军！
年号确定后，还要等到登基时才能正式使用改元，礼部拟定将在明年的正旦日，新年第一天举行登基大典。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礼部需要准备皇帝的冕琉冠和一批龙袍服饰，还有皇帝的玉玺大印和皇后的宝印都要重新制造，紫禁城也需要重新打扫粉刷，大概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皇帝的玉玺并不是只有一块，在不同场合，盖章不同文件，都要使用不同的玉玺。
从秦汉到唐朝，实行的八玺制，武则天这老娘们喜欢乱搞，称帝后别出心裁的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玺，形成九玺制，又将“玺”改为“宝”，从后各朝都跟着改，称“玉玺”为“宝”。
北宋时，有些皇帝嫌得蛋疼，把玉玺增至十二宝，南宋又搞到了十七宝，大明朝直接猛增至二十四宝。
好在这些玉玺都在李自成破北京时留在京师了，朱慈烺直接下令之前的二十四宝作废，重新打造，恢复八玺制，分别以大典国玺、日常颁诏用玺、册封赏赐用玺、调兵征伐用玺、册立藩邦用玺、谕示臣僚用玺等八方玉玺。
登基大典诸事，朱慈烺全权交给礼部去办，要求务必从简，无论是花费还是流程，不要太麻烦，能省则省。
隆重的登基大典既是皇权和身份的象征，又意味着百姓和官员对新皇帝的欢迎和期待，然而历史总喜欢开玩笑，登基典礼越隆重、花费越高的皇帝，往往奢靡无度，百姓们根本无法感受到皇恩的浩荡。
反而那些典礼从简的皇帝，执政时往往会注重减轻百姓的负担，开创出繁荣安定的社会局面。
朱慈烺不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不过他准备把登基大典做的更有仪式感，在登基当天，举行盛大的阅兵，阅完兵直接出征北伐，这样既省钱又能激发士气。
现在是崇祯十六年十月初，距离登基大典还有两个月，调兵和准备粮草的时间充足。
此时朱慈烺最担心的是辽东的情况，清军十万大军围攻沈阳已有近两个月了，洪承畴的人马损耗过半，要不是沈阳周围河流环绕，阻挡了八旗军的攻势，只怕沈阳早丢了，也不知道钉子户洪承畴能扛到什么时候。
根据山海关总兵茅元仪传来的情报，李自成正在招降辽东各将，还许下了丰厚的条件，比如洪承畴、吴三桂、祖大寿三人皆可封侯，其余总兵，最起码也能封个伯爵。
不仅如此，满清的多尔衮也在劝降辽东诸将，条件不比李自成的差，多尔衮甚至学习皇太极的套路，准备再封三顺王，以王爵诱惑洪承畴和吴三桂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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