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涂不争险易之利，见难而无苟免之心。
同样远离城邦行走野外的商队必然时刻面临着天灾人祸的挑战，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持金行于闹市为人觊觎也是难免之事，所以必要的武装力量进行威慑护卫，在劫掠收益与风险成本不足以维持时，才能保障行商人员安全和利益不被无端攫取。
元宵白龙鱼服所跟随的商队便是稷邑自治领官方组建的领地商品推销及运输队伍，护卫之责自然由稷邑卫戍部队轮换负责，是为司空常见的武装押运，十余人的一小队骑兵组成赤马探军警戒冲杀，而三十余名商队伙计更是随身持械便自动成为护卫队，元宵则褪去锦衣悄无声息的便成了这小队哨兵的统帅游弋在商队前后。
自稷邑至秦地有两条路可行，其一便是穿过吕梁山趁着结冰期跨越黄河进入公子重耳夷吾窜逃的翟梁戎狄之地，出黄土高原过洛水而入秦，其二便是随汾水沿黄河直下过岸门至蒲阪，过黄河进入此时可能还没来得及被秦穆公吞并的芮国，鉴于先前的年少轻狂少不更事以及梁山区域多白狄部落的客观事实，元宵出于安全考虑从心的选择了后者。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可不是武松，而是怒火中烧的李逵。
出了稷邑，四处游荡巡视的元宵第一时间便感触到奴隶制时代远离统治中心区域的蛮荒与破败，晋国蒸蒸日上的国势并不能改变井田制崩坏前夕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郊野的庶民以枯枝茅草搭建的窝棚零散在荒野之间，大半荒废的土地枯草蔓延，或有结草蔽身的野民趁着日暖在积雪间翻捡草芽或鼠雀以作充饥之物。
知识与权利的垄断切实的割裂了社会阶层，百余年间后出于诸侯间为强大自我及解决问题放开了限制，私学的兴盛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和进步，导引更多有识之士进入统治阶层，旧的贵族便在战国纷争中逐渐消亡，而新的阶级则趁机踩着前辈的尸骨成长起来。
即便是以民为本方能强盛国家的时代，有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箴言，但这些如同草芥苟活于乱世的乡野之民，大概只有在地主阶级开启的土地兼并中经历治乱兴替时，然后在水深火热中揭竿而起或者科举取士间寻觅一线升阶之机。
而后遥远的西方宗教神权决定着世俗君权的统治，而人神隔绝的东方则进入君王与士卿共治天下的博弈，政治理念因文明差异而迥然不同，海洋农耕及游牧民族在对抗融合间相互影响，自城邦时代的结束而分道扬镳，又在大航海的殖民时代不期而遇。
天地不仁以万物而刍狗，时代更迭自然也不以斯人意志而转移，英雄豪杰或枭雄奸佞身处潮流一时抉择或可影响时事决定风云，虽说一粒石子能轻易溅起涟漪，但掀起浪潮卷起千堆雪惊涛拍岸甚至决堤而走，却是近于痴想妄想。
元宵尚且有自知之明，不是位面之子自然不会去勉力承担改天换地革新人道的天命，不过力所能及扶危拯溺为长者折枝之类，却是难以避让的，况且在任何时候人口都是不可缺少的财富和统治基础，封建时代的治乱兴替或许离不开人口与资源的冲突，但以剑为犁开拓生存空间才是理想者难以割舍的念想。
元宵此时能做的只有将随手捕获的猎物及携带的干粮给予那些受困者，解一时之厄，至于迁徙人口却需要商队来年开春之后才能悄然进行，寒冬之际没有防护而毫无准备的远离巢窠，是一场注定的死亡之旅，况且领地的一切归属于领主，即便他弃如草芥，也不是他人能够明目张胆进行合法掠夺的借口，由此引发冲突反而有违初衷。
见小利而忘命，以微末之利向他人炫耀爪牙展现野心，是历史中屡见不鲜的取死之道。
返回商队后元宵招来商队管事询问此前行商时所遇到的状况具体，未成想管事听闻此事顿时面露难色，身为家臣自然不能对嫡系成员的决定有所置喙，不过出于本分和商队安危的考虑，管事还是将心中忧虑和盘托出。
“仲君心怀仁义恩泽野民，是稷邑封臣庶民的福分，不过这荒郊野人素来不通教化蛮性难训，更何况人心难测欲壑难填，这些愚民又多畏威而不怀德，行走在外最忌讳露财施恩，倘若财帛动人心引得其铤而走险恐怕要平生波折，常以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焉可等闲视之，若是一时不察马失前蹄，怕是会折损无计得不偿失。
再者这些庶民不服教化自然不能承享公侯士卿恩赐的福泽，国人为君王流血牺牲方才为国家庇护士卿牧养，仲君一己之力治理稷邑而兼覆无遗，也难以惠及这晋国乃至周室天下的野民或者化外戎狄，是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君者，治辨之主也。尹代表掌握权力者，口表达发号施令，是为商周王之臣，据有土地代为牧守，亦指丈夫，以示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夫妻关系如同君臣关系。
元宵闻听下臣推脱之词有些沉默，倒不是生气这管事直言不讳怪自己多管闲事，毕竟安稳行商保全自我以及维护主家利益才是其职责所在，只是感慨时值乱世民生多艰，析骸而炊易子而食，记录在稗官野史里对于后人而言只不过是一段装点历史政治的传闻，未曾忍耐饥饿滋味的人永远无法体会那种艰难之中的绝望与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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