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国能在百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之中左右逢源，并在关键时刻“换船”，李乾顺这个掌舵人功不可没。
其人十六岁亲政后，对内扫除大、小梁氏三十余年摄政专权的历史积弊，对外挡住辽、宋、金、同等国的交相侵袭，看风向把大局的能力相当了得。
去年，教主道君皇帝急于摆脱独抗大同的不利局面而多次派使拉拢夏国。
两国秘密接触之后，大宋就先后两次资助夏国钱粮物资，可谓诚意十足。
赵佶只求夏国赶紧反水大同，以为大宋分担同军南下的压力。
李乾顺却始终不表态，既不同意夏国与大宋达成同盟关系，更不可能给后者留下任何文书资料而给宗主国大同留下任何反叛的把柄。
但其人也不中断秘密谈判，始终吊着赵佶。
徐泽发布《讨宋檄文》后，赵佶一面准备禅位跑路，一面又向夏国派出使者，催促后者勿忘唇亡齿寒的古训，赶紧出兵牵制大同。
李乾顺仍是按兵不动，直到同军第四军部分兵马南下，河东路防务力量有所削弱后，
其人才以防盗之类的借口暂时关闭边境榷场，限制大同商人离境，并增加边境军队巡逻密度，营造大战将起的氛围。
不过，直到此时，李乾顺仍没有暴露夏国的军事行动倾向，也没有征召其国内的各部兵马。
其人的本意是先小心试探大同帝国的反应，再根据战局变化决定夏国的军事策略。
或者“助同”灭宋，趁机抢占赵宋横山之地；
或者助宋抗同，以防唇亡齿寒。
结果，夏军还没来得及下场浑水摸鱼，大同帝国便结束了讨宋之战，白白浪费了一次捡便宜的大好机会。
但夏国也因为国主李乾顺的谨慎行事，而避免了战后被宗主国问罪的被动局面。
毕竟，夏军并没有出兵同宋任何一方，其国在自己的边境内进行的“小动作”并不足以说明什么，随便找个理由都可以搪塞过去。
实际上，徐泽还真不能因为藩属国的一点小动作就兴师问罪。
除非其人真不要大国体面，直接撕破脸皮侵略属邦。
正所谓“邻里失火，自查炉灶”。
同宋两个大国相争，与两国接壤的小国都紧张万分，生怕殃及池鱼。
夏国与同宋都接壤，夏人在同宋两国大战期间加强本国的戒备，以防乱兵入境或本国不安分之人越境打劫，无论如何都说得过去。
更关键的问题是在大同帝国解决掉赵宋，至少也要吃下大半个赵宋之前，也没有精力对又穷又赖的夏国动武。
不过，正乾皇帝乃非常人，自不会走寻常路。
其人有心要寻夏国的晦气，也用不着李乾顺这只老狐狸自己露出尾巴来。
徐泽从开封府出发时，便派高药师前往夏国宣旨。
高司首带给夏主李乾顺的圣旨主要有两层意思。
其一，大同讨宋之战已经结束，赵宋朝廷认罪服罚，自愿割地赔款若干，大同帝国疆域再次扩张，特宣谕诸邦。
其二，正乾皇帝即将巡幸河东路，重点是靠近夏国的边境州县，请夏主务必注意约束边境守臣，勿要做出惊扰天子之举。
如果说这道圣旨是大同正乾皇帝挟讨宋之威，震慑这段时间蠢蠢欲动的夏国君臣的话，高药师随后的“无意之举”则是赤裸裸地威胁。
在为上国使者的接风宴会上，明显有些喝高了的高药师向夏国君臣透漏了讨宋之战结束后正乾皇帝向大同功臣感慨过的一句话：
“朕曾与高丽先君彻夜畅谈，又与大金太祖皇帝对酒当歌，还对大宋新帝面提耳命，唯愿此生能与诸国君主坦诚相待，共同努力结束这纷争乱世。”
李乾顺自然不会相信堂堂大同外部行人司司首会行事不谨，在如此严肃的外交场合酒后提及正乾皇帝的豪言，更不敢相信徐泽“与诸国主坦诚相待”的鬼话。
但其人却毫不怀疑徐泽“结束这纷争乱世”的宏愿，也明白自己现在就赶往大同拜谒上国天子才是解除误会的最好办法。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并不是李乾顺不敢，都已经做了大同的藩属国，下国国主参拜上国天子乃是天经地义。
而且，其人还真有心目睹正乾皇帝的绝世英姿。
可夏国自有国情，即便李乾顺亲政已经多年，国内仍是暗流涌动，他担心的是自己出了国境就再也回不了兴庆府。
但其人也没有犹豫，仅让高药师等了两天时间，便给出了明确回复。
徐泽的车驾赶到岚州合河县的第二日，代夏主李乾顺赶往大同的“迎驾使”便随高药师来到了此处。
“臣夏国世子李仁爱拜见大同皇帝陛下，圣躬万福，万岁！”
李乾顺这老滑头会派自己的继承人前来请罪并没有让徐泽感到意外，但出现在其人眼前的年轻人体态变化之大，却有些出乎徐泽的预料。
三年前，夏国被大同帝国威逼而吐出了辛苦侵夺的河西之地，但也因祸得福成为了大同的藩属国，获得了其国最需要的强权庇护。
事后，夏国主李乾顺立即派遣自己唯一的儿子李仁爱前往大同答谢上国天子，并让世子留在燕京“求学”近一年时间。
正乾皇帝雅量非常，对谦恭又聪慧的夏国世子关照有加，曾数次召其随驾并问询夏国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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