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税令”只能算阶段性的政策调整，真正的税制改革还要等南北两地真正“均税”之后才能进行。
税收政策调整的目标是增强大同政权治下百姓的获得感，拉近南北差距，但究其本质还是为了增加大同的国库收入。
朝廷有了更多的钱，才能做更多的事。
更强大的王朝必然要掌控更多的钱，这一点没什么好遮掩的。
从这个角度上讲，税制改革必然绕不过币制改革。
币制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无法保证稳定的币值，没有稳定的币值就没有稳定的税收。
宋、辽、夏三国和新兴的金国，基本在华夏文明圈内的国家，大多存在币制混乱的问题，根源就是——缺钱。
准确的说，是缺少市面上流通的货币。
以赵宋朝廷为例，即便开足马力炼铜铸币，还是满足不了国内外市场对货币流通的庞大需求，于是，挖空心思，想出了很多办法“省钱”。
诸如朝廷使用短佰给发官员俸禄，以省佰和买物资（官府强取民物），又铸小钱、当大钱、夹锡钱，用盐引、度牒充当现金使用等，都是拿“小钱”当“大钱”花。
大同王朝没有完成统一之前，还得与国际接轨，延续赵宋的某些“传统”，但这些手段肯定不能一直延续。
实际上，大同政权目前也不具备改革币制的条件，因为徐泽现在也解决不了贵金属不足的问题。
五年前，同舟社就通过战争手段拿到了高丽部分矿山开采权。
之后，徐泽命马政带领探测队陆续探明并建成了三座铜矿。
只是，这些铜矿的规模都不怎么大，开采也有很大难度（后世朝鲜最大的惠山铜矿在曷懒甸地区，此时还不属于高丽）。
直到两年前，同舟社掌控的高丽铜矿才形成一定规模，徐泽立即命马政成立了一个事业部门——铸钱司。
彼时，同舟社还没有建国，铸钱司最初的任务自然是私铸赵宋的“宣和通宝”，再通过同舟银行投放到市场。
由此，积累了不少经验。
大同开国后，铸钱司不再私铸赵宋钱币了，改铸“正乾通宝”。
徐泽计划利用五年时间，逐步回收赵宋钱币，全部换成正乾通宝。
而其人谋取日本的石见银山，也不是为了表面上的“钱”。
上升到国家层面，钱已经不再是“钱”了。
如何盘活市场，增加经济总量才是统治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开采银山听起来像捡钱，但受限于此时的冶炼技术，这个钱其实不怎么好捡。
银矿要形成规模，还需要日积月累，非一朝一夕可以见效。
实际上，大同政权现在的经济总量还不够大，这些年通过战争赔款和合法贸易获得的钱币也足够维持国内币值稳定，改革币制的紧迫性并不强。
但大同王朝迟早是要一统天下的，只有提前做好准备，届时才能水到渠成，让百姓尽量少受折腾。
徐泽的计划是通过开采高丽铜和日本银，以及南洋贸易换得黄金，逐步增加本国的贵金属储备。
待到国家基本统一，储备的金银总量也达到一个可观的数字，再依托发达的银行网络，方能正式开启贵金属货币和纸币相结合的币制改革。
第四条政令为“并州令”。
“并州”非汉末的青、凉、并、冀等十三州之中的并州，而是对大同政权治下设置不合理的府、州、军等行政机构进行合并调整。
要搞明白徐泽颁布此令的原因，就得先了解宋、辽两国混乱的行政机构设置。
赵宋行政区划为三级制，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是路—州—县。
其中，州级单位又有府、州、军、监，府地位最高，州次之，军、监更低；县级单位有县、军、监。
军、监有两级编制，既同州、县级，又不是州、县，非常混乱。
辽国深受赵宋影响，五京道实际和赵宋的路级机构同级，而州级机构也大小不一，大的州下再辖州，可统十余县，小的州则仅辖一县，也非常混乱。
治大国最重要的便是“统一”，唯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方能弥合不同人群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矛盾，最终达到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颁布废奴令、授田令和均税令，都是为了逐步消除大同政权的南北差异，促进国家真正统一。
但一个国家连最基本的行政机构设置都混乱不堪，还谈什么统一？
任何行政制度的产生和演进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都是为了解决彼时统治阶级认为的主要矛盾，宋、辽两国混乱的行政机构设置也是一样。
太过遥远且实际处于分裂状态的春秋战国勿论，只从秦朝一统天下说起。
秦始皇横扫六国，强力推行郡县二级行政区制度，结果二世而亡。
汉初吸取教训，郡县封国杂处，至汉武帝施行推恩令瓦解封国，把全国划分十三州作为监察区域，二级行政区制度变成了三级行政区。
彼时的州虽是地方最大的行政区，但各州以刺史为监察长官，州刺史仅秩六百石，却能监察州级之下秩两千石的郡太守，是以小驭大，大小相制的手段。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大汉的中央却忙于权力斗争，在平定叛乱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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