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的精英们经过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逐渐摸索出了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第三阶段扩张政策。
总体上讲，主要有两点。
其一，内迁与外迁并举。
二者听起来很绕，其实并不矛盾。
内迁人口是为了加速同化，以继续做大女直人的基本盘（没错，女直人早就超越了狭隘的血缘民族概念，认识到文化和习俗的重要性）。
外迁人口则是在新占领区打入女直人的楔子，以形成辐射效应，增强金国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其二，调整官员使用办法。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将朝廷放心又能干的官员派出去掌控重要城池，其余州县则暂时不做调整。
换句话说，完颜阿骨打放弃了稳扎稳打，逐步建立稳固政权的努力。
类似张觉这样的乱世枭雄也好，其他的贪官污吏也罢，只要承认金国朝廷的统治，并积极纳粮出丁，就能继续留在当地作威作福。
靠如此简单的政策，当然没法长期稳定地治理庞大的帝国。
很明显，这套政策只能作为金国灭辽，快速接手辽国地盘的过渡政策。
等以后，金国自己的治政人才培养出来了，迟早要对地方官员进行更替。
没办法，这就是小族建大国的悲哀。
家底太薄，尤其是治政人才稀缺，任你有千般本事，万般豪情，要想快速接手庞大的疆域，也只能因陋就简。
别管这套政策好不好用，有多少隐患，先尽可能地接手最大地盘再说。
这也是金国只占领了辽国很小一部分国土，就集中兵力，死死咬着辽帝追击不放的根本原因。
只有抓住辽国的政治首脑，让剩余的辽人失去效忠对象而成为一盘散沙，金国才能以这种简陋的治政方式渡过艰难的政策转型期。
不然的话，辽帝尚在，金国内部就会存在大批叛服不定的地方官员，金军就算再强悍，也只能疲于奔命。
要是没有同舟社的掺和，这一策略没准还真能成功。
但现在，辽帝还没有抓到，同舟社就已经占领了南京道，并向金国发出了“协同作战”的邀请，这一政策便极难维持了。
实际上，石秀北上联络金人，也带来了徐泽的对金国的真诚建议：
实在吃不下就不要硬撑嘛，有困难也别自己独自抗，同舟社急盟友之所急，随时愿意帮助金国解决一切困难。
当然，完颜蒲家奴并不知道徐泽会有这么好心，更不敢相信同舟社这个盟友真的会帮扶大金国。
其人在给皇帝的信中，基于中京道严峻的形势，建议立即停止追击辽帝的计划，并主动收缩防线，以应对同舟社随时发起的挑战。
金国这几年的扩张太快，是该停下来整顿一番了。
地盘小一点就小一点，保持稳定，先立于不败之地再说。
形势危急，蒲家奴自不敢多耽搁，当日就派人送信回会宁府。
至于护送石秀，就以等待皇帝口谕为由拖几天。
同、金两方同时参与灭辽之战，使得本就复杂的战争形势变得更复杂。
徐泽虽然派出了石秀与金国进行谈判，但辽国败亡，跑马圈地的大好时机他当然不会浪费，更不可能被动等待谈判有了结果再进军。
毕竟，同舟社和金国不一样，金国干不好的事情，同舟社能干得好。
同舟社基本盘更大，治政人才储备更充足，扩张手段也要更丰富。
实际上，石秀尚在金人护送下前往会宁府的途中时，同舟社海军就已经根据社首的命令，登陆并攻下了中京道迁州，截断了平州进入中京道的通道。
在同一天，平州辽兴军伪节度使张觉也终于认清了形势，并赶在武松限定时间的最后半天，前往义丰县出降。
乱世是普通百姓的末日，却也是英雄豪杰大展拳脚的舞台。
可惜，本有可能成为英雄豪杰的张觉，却没有选好开局地点，遇到了肚量极小军力还极强的徐泽，悲哀的成为了强者卧榻之侧的酣睡虫。
投降后，张觉的党羽李石被徐泽录用，授以知复宁州事（辽东），原知复连州事蒲离卜拟迁知蔚州。
高党暂时安置在武松军中，协助同军接收平州军政。
而张觉则被武松遣人送往燕京拜见社首。
没人知道徐泽跟张觉讲了什么，但张觉随后被徐泽录用，安置到了秘书室。
随后，平州张氏请示同舟社后，迁徙到了河北路河间府置业。
之后的数年时间内，燕云之地的大族南迁，南朝大族北迁逐渐成为了一时潮流。
南、北两地的很多大族在国家重新归于统一的进程中，放弃根植多年的土地，主动迁徙的现象非常少见，后世将这一潮流称作“南北易姓”。
客观地讲，“南北易姓”极大加快了对立近两百年的两地民众交流速度，为新王朝的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不少后世专家学者的赞颂。
阴阳分两面，世间事是相互关联的。
当同舟社和金国为瓜分辽国政治遗产而明争暗斗的时候，被瓜分者辽国的皇帝却还在自己的国土上亡命奔逃。
金军大举西进，都统完颜斜也率军出青岭，副都统完颜宗翰兵出瓢岭。
大军目标直指辽国鸳鸯泊捺钵，南北并进，以夹击逃亡中的辽帝。
三月初三日，辽帝耶律延禧得知金军即将进击岭西，丢下前段时日仓促聚集的臣子，率兵仓惶逃往西京白水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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