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呢？
按照道理来说，元孟已经打下来了，既然目标已经完成，不就行了么？
不行。
因为当时班勇已经可以在西域调集三万余兵马了。
班勇死后，后来西羌又乱，到了汉灵帝时期，基本上也就是再次断绝，直至斐潜派遣吕布在此开通西域……
『西域之弊，其一乃向汉者多亡，逆汉者得免，此消彼长之下，便是越发乖张偏执，难有驯服。』斐潜就之前三绝三通之事进行了大概的总结，『又多惧于外，苛于内，西域岂有不失乎？便如乌孙，原有和亲，多结善盟，然轻易舍弃，背信忘诺，几番乌孙求援，置之不理，犹如惘闻，至今乌孙游离于外，反亲贵霜，不可不引以为戒是也。』
当然这也不完全是东汉皇帝的锅。
因为在东汉之后，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贫富差距和阶级垄断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即便是在短暂的恢复经济之后，又陷入了阶级内部的相互争斗，使得朝廷上下根本无暇他顾，对于西域的政策比较消极和保守，经常出现摇摆，导致中央王朝在西域的权柄威信不断下降，乌孙也就和大汉渐行渐远。
类似于乌孙这样，一开始倾向于大汉的西域人，在几次反复拉锯当中，大多数都死了，或是跟着大汉死在了收复开通的过程之中，或是死在了断绝之后西域本土的清剿之内，而那些对于大汉抱有恶意的，却能在大汉恢复开通西域的时候，得到一定的赦免。
简单来说，西域的好人死得多了，剩下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斐潜知道，乌孙是天山北面通往中亚的另外一条重要通道，如果说打通了乌孙，那么就有机会沿着伊犁河抵达巴尔喀什湖，然后将巴尔喀什湖作为跳板，瞄向更远的地方……
当然，这是斐潜的一个设想，至于将来能不能走到那一步，就不得而知了。
『西域之弊其二，职权不当，名实不符。』斐潜继续说道，『西域之内，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将兵长史、骁骑都尉等职，权柄不知其大小，兵卒不知其多少，辖域不知其远近，今日颁之，明日撤之，有汉四百年来，竟无一人以定制！西域之大，岂不如交趾乎？可悲乎，可叹乎？』
大汉对于交趾，还正儿八经的划分出了几个郡县，而西域从始至终，都是敷衍了事。即便是在西汉七十年的相对稳定期间之中，也没有对于西域进行郡县划分和治理。
交趾的汉人多么？其实也不多。交趾就没有其余邦国么，也同样有很多占人部落，甚至是占人国。可是对于交趾，汉代的态度很坚决，就算是九真日南都失去了，依旧还有个交州刺史，可是西域呢？
于是在西域之中，就非常尴尬的体现出一种西域都护府的统治行政实践的既成事实，和其法理约束的依据之间差别太大而导致出来的极度不和谐。
如果说是大汉因为和匈奴反复拉锯，导致不好在西域设立稳定的机构，表面上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在匈奴统治西域的时代，由于匈奴自身部落联盟式的初级国家形态所限，它对于西域城郭诸国的控制仅仅是通过由日逐王派遣一名僮仆都尉来管辖的。这个僮仆都尉可能拥有一定的简单的属官和下辖兵马，具体如何不是很清楚，但是有记载说僮仆都尉『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也就是可以明确这个机构是游动的，不是定点。
从匈奴的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等等来看，注定了这个僮仆都尉，只能是类似于游牧性质，不可能深入西域腹地长期屯驻，也就不可能对于西域之地有比较深刻的持续影响。
这一点，从后世对于西域的遗迹挖掘可以证明。
在西域大部分考古发现的在大汉时期这个阶段官署和屯垦机构，基本都是华夏的印迹，而属于匈奴的几乎没有。李广利伐大宛后，『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斐潜说到此处，便是叹息有声。
斐潜他真是觉得非常的可惜。
这些早期的大汉殖民据点，竟然历经了四百年，都没有能形成有效的律法惯例……
若是大汉早期能将殖民制度定下来，何必等到后世日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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