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是诸葛亮提出可以借着五溪蛮投靠的机会搞一把江东，但是真正引起波动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五溪蛮起了什么二心，而是因为江东对于蛮越一带的加税。
而且这加税的原因么……
其实多多少少也和斐潜相关。
刨韭菜根杀鸡取卵么，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吃的时候就忘了。
对于武陵蛮进行税收这个事情，江东一直都在搞。
加税好不好呢？
其实大家都清楚随意加税这个事情不好，但问题是花钱很爽啊，一直花钱一直爽，若是可以花无数的钱，那就是无穷无尽的爽。
可惜，赚钱很难，很辛苦。
所以当一群脑袋里面只有如何爽，如何花钱，不懂得节俭，又是回避辛苦，不想面对困难的士族子弟爬到了高位的时候，剩下的便是最直接的一条路……
江东政权为了稳定社会治安、获取兵源，强迫大量山越从山区迁往平地，将其男子充军打仗，使得越人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服饰等等，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强制改变。这个过程，江东也赋予了一个特别的名称，来表示和骠骑那边的教化完全不同，其被称为『从化』。
看到没，关中那边是『教』，江东这里就是更上一层，直接『从』了，多好？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是全新的发展，这绝对不是抄袭思密达。
说到了这里，又不得不提一下关于三个地区，或是历史上三国不同对待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的不同态度了。整体上来说，三国之中，各个政权，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都还保持着一定的压制力的，而到了天下归晋之后，司马家一顿乱搞……
历史上的曹魏政权，接触的是汉朝一直以来的边境大患，比如匈奴、乌桓、鲜卑，还有氏、羌、揭、丁零等等，基本上来说都是具备一定实力的游牧民族，对于这些民族，曹魏采取的政策是抑强扶弱、分化瓦解，拉打并举、灵活应对。
有大棒子，也有胡萝卜，攻伐和政治手段双管齐下。比如在对于南匈奴的安置为题上，曹魏并没有一味地攻伐，而是利用政治手段，将其划分为五部，然后再分别控制。在具体管理时，一方面选择各部贵族作为统帅，另一方面又派人担任各部司马，名义上统帅为最高指挥官，实际上由司马控制大权，即避免了激化矛盾，又实现了对匈奴的控制。
而对于更为强大的鲜卑，曹魏则是避免正面冲突，专门设鲜卑校尉管理鲜卑事务。当鲜卑一分为三时，曹魏又利用手段挑起其内部矛盾，致使鲜卑内部自为仇敌，互相攻伐。
曹操大棒子挥舞得最狠的，当然就是对乌桓、棒子前身高句丽等民族，尤其是对于附蜀反魏的氏、羌、胡等少数民族，曹魏的打击力度非常大，经常动用屠灭迁徙等手段。
西南方向的蜀国民族策略，则是得益于罗老先生的发扬光大，能为后世更多的人知晓。不过按照历史上的情况来看，蜀国面对的问题相比于曹魏和东吴，其少数民族形势更加复杂。针对这一复杂的情况，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主张，并成为蜀汉建国后对付少数民族基本方略。
除了演义之中的孟获之外，历史上的马超就是在这个政策之下，成为五虎上将的，甚至还有姜维在其中表现出来的效用……
这些效果也确实对于蜀国有了一定的促进，至少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西北地区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作出积极响应，这其中氐、羌等少数民族对于蜀汉的偏向态度，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东吴么，相比较曹魏和蜀汉来说，在处理这些民族问题上，就比较奇葩一些了。
或者最不可思议。
若是和曹魏相比较，东吴的这些边境民族无疑都比较弱小一些，和蜀汉相比，东吴又会显得种类有些比较单一，因为东吴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蛮夷和百越后裔，并不像是蜀汉周边那么复杂的环境，北有胡，南有蛮。所以东吴整体上来说应该是相对比较安逸的，但是东吴却几乎从未消停过。
当然，如果硬说百越就是一百个『越』，那么也可以……
东吴的名将，几乎都参与过征讨百越的战争。
然后越打，问题越多。
反叛年年有，大小三六九。
东吴也不是没有招抚，但是招抚的对象往往是更加偏远一些的交趾地区，对于比较靠近扬州的这些百越来说，东吴的态度一项是不怎么友好。
这就导致整个江东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江东需要越人来补充兵源，另外一方面整个策略有对于这些越人极不友好。想想看，东吴大将烧了越人的寨子，杀了越人的亲朋，然后抢了越人的妻女，现在还要越人去替东吴打仗……
鬼知道这些越人拿到了刀子等到了机会，是会先捅对面的敌军，还是直接捅自家将领的菊花？
因此在东吴的战争模式之中，这些动物的将领就必须保持大量的私兵，而越人就是炮灰。在这样的军事结构之下，别管有多少人，只要类似于张八百的情况一出现，孙十万的溃败就在所难免。
这种隐患，一直存在于江东，也一直是潜藏在江东之中的大小官吏心中，使得他们的行为难免就有时候会出现各种矛盾的现象，不同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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