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汉朝的官场做事，就一定要选择一方来讨好。要么讨好朝中大佬，要么讨好地方豪强，要么讨好佐贰下属，要么讨好黎庶黔首。
讨好朝中大佬好理解，朝中有人好做官嘛。看我们这位牙县令，朝中有孔光太师作靠山时，仕途一路顺风顺水。一旦靠山倒了贬了死了，立马就被一脚踢到博山县这个小山沟里当县令了。
讨好地方豪强也很容易理解，越是在交通不便、偏僻荒远的地方，皇权或者说中央政府的手就越难伸进去。即便是在大汉这个号称“皇权下基层”的朝代，在几乎所有的山沟水泽里，当地豪强说的话就是比官府说的话有用。
因此，地方官一旦和本地的豪强处不好关系，被忌恨被中伤被拆台甚至被刺杀什么的就不用说了，单单是每年的征税，没有豪强们的配合，想从乡下征到足额的税，简直是痴人说梦。
至于讨好佐贰下属，那就和讨好地方豪强差不多属于一个路数。县令、郡守即使贵为一地主君，但也只不过是流水的官，干几年任期满了之后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可县中、郡中的佐贰官们不同。
这些基础但是重要的官职，基本上都是由出身当地大族豪强的子弟们垄断了。原因很简单，你一个外地来的主官，工作能力人品操守先不说，就一样，当地人说的土语你听得懂吗？或者换个问法，你说的官话当地人听得懂吗？
言语不通，则民不信。民不信，则政令不行。如果没有那些熟悉本地事务民情，又能说官话又能说土话的佐贰官们，任你县君郡君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在县寺大堂中对着空气干瞪眼。
所以主官们要想有干出点政绩，那必须得跟本地的佐贰们打好关系。
最后一项，讨好黎庶黔首，如果是通过读书察举推荐之类的正常入仕途径做官的话，那这个就是每位官员做官时最初的梦想，或者说良心。
但众所周知，什么东西一旦说起“最初”“当初”，那就说明这个东西已经变质了。
啊？你不知道啊？没关系，我叫“众所周”。
其实讨好黎庶黔首们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这四项里面最简单的。他们要的一点也不多，不奢求减赋也不敢想免役。只要收田赋算赋的时候能宽限些时候，每年的徭役别赶在春耕秋收农忙的时候，他们就能感恩戴德地跪在田埂上山呼“青天大老爷”了。
大汉的农民被苛待得太久，以至于松一松他们脖子上的绳索多喘口气就是莫大的奢望。
但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这一项又是最难的那一项。
讨好朝中大佬，要么用才华获得大佬的欣赏，要么用五铢钱砸来大佬的欣赏，前者动动脑子后者翻翻口袋，根本不费什么力气，还简单方便快捷有效，卖家买家都说好。
讨好当地豪强和佐贰副手那就更简单了，什么事都不干就行。用儒生们的话叫什么“垂拱而治”就行了。甚至拱都不用垂，闭上眼大白天躺在县寺里睡大觉就行。
豪强们侵吞土地导致黎庶们纷纷破产卖儿鬻女，看不见；佐吏们勾结豪强霸凌黎庶导致满地喊冤，听不见。
这样的主官，才是最好的好官。一旦豪强和佐吏们认为你是这样的好官，那不用你费心，每年的上计他们能主动给你做得漂漂亮亮的，让你能带上一份完美的政绩去赴下一任官，留他们继续在地方上为所欲为。
地方上繁荣昌盛，官员们精明强干，汇报到朝廷就是天下太平，三方合作十分愉快。
但如果有哪个不开眼也不开窍的地方官想要讨好黎庶，那就对不住了。
为黎庶争取利益势必会损害到豪强们的利益，强势行事势必会损害到佐吏们的权力，这二者从中一作梗，那地方上的数据就不会太好看，就会损害到大佬的面子。
为了一方得罪三方，那……怎么看也只能GG了啊。
上面这些道理，南阳郡博山县的县令牙所牙子健自然懂，在他第一次任博山县令时，孔光是这么教诲他的，他也是这么做的。
但如今靠山倒了，仕途几乎断绝了的他反而不愿懂这一套了。
“做不了官，难道我还做不了事吗？！”
怀揣着这种近似于自暴自弃又像是破釜沉舟的决绝心态，在他第二次到任博山县令，本县豪强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上，牙子健赫然提出了要求：
“明日本县要清丈田亩，敢用吞没黎民田产者，尽数治罪！”
在座的豪强们都懂这是什么路数，新官想找个由头捞钱，说说场面话嘛。
于是他们纷纷露出了懂行的笑，满口答应道：“惟县君之言是从，明日定会给县君一个满意的结果。”
当他们第二天准备好金钱财宝，带到县寺之后，惊愕地发现，除了一个看门的老吏，县寺里空无一人。
一问才知道，县君一大早就带着田册出城了。
这下他们才知道，这位上一任还和他们配合默契的士人，这回看样子是要玩真的了。
从这天起，牙县令和博山县的豪强们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暗战。
牙所出身京兆民间，京兆和博山地区的方言比较接近，再加上之前牙所在这里当过半年县令，所以和当地民众交流起来丝毫没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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