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日军的异常调动，很快就引起了国共情报机关的密切注意。
接着，日军第十师团在大梅山被独立团包围的消息就不胫而走。
这一消息甚至于惊动了蒋委员长，不过此时的蒋委员长心情并不好。
三路日军正从三个方向日益逼近，武汉三镇的气氛正变得空前紧张，往日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的汉口码头，此时也冷清许多，只有几艘拥有高大烟囱、庞大身躯的英国军舰仍旧还静静停泊在码头上，浑然不把即将要打到武汉的日军当一回事。
蒋委员长在行营听了一天的汇报，浑身疲惫的回到了江汉路的官邸。
最近这段时间，充啻在蒋委员长案头的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一件件、一桩桩，全都是让人心烦意乱的消息。
河南省夏粮绝收，已经饿死了十几万灾民，急需要拨粮赈灾；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连战连败，广州彻底失守，中国丧失了最后一个与外界相联络的港口；汪精卫屡屡在公开场合发表投降言论，严重动摇了全面军民的抗战决心。
被蒋委员长寄予厚望的国联再次发表公告，对日本的侵华之举表示遗憾，然后就再没有然后了，然而既便如此，蒋委员长也仍然对美、英、法等西方列强痴心不改，仍然还在苦苦等着西方列强出面调停，为此，蒋委员长甚至于极其屈辱的放弃了对日宣战。
迟迟没有对日宣战，其中之委屈，之屈辱，恐怕只有蒋委员长自己知道。
只不过，跟武汉会战的战局相比，这些烦心事立刻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对于武汉会战，蒋委员长是寄予了厚望的，因为在武汉会战还没打之前，蒋委员长以承认外蒙独立为代价，换取了苏联的巨额的军援，光是战斗机就援助了千余架，地勤人员就派了五千余人，这便是苏联援华航空队。
除了飞机之外，苏联还向中国援助了近百辆坦克，一千余门火炮，五万余挺机枪外加一千余辆汽车，当然，这些援助并不是无偿援助，而是由苏联提供贷款，然后利用这笔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最后还是要还的。
说到这，还得顺便说一点题外话。
从满清被推翻，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八年间，中华大地陷入持续的军阀混战，为了维持战争，各系军阀争相向西方举债，直系、皖系、奉系甚至西北军，都向西方各国借了大量的外债，蒋委员长的中央军也是毫不例外。
而西方列强为了从中牟利，也是浑然不顾中国人民死活，只顾大发战争财。
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之后，蒋委员长对北洋军阀借下的外债是予以承认的，这笔外债总额约合国币七亿元，这是银元，不是后来贬得一塌糊涂的法币，按民国的岁入，当时全中国四亿人民需要不吃不喝十年才能还清。
再后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再然后国共三年内战，国民政府又从苏联以及西方各国借了大量外债，到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岛，国民政府的外债总额已经累积到三十亿，这三十亿元不是银元，更非法币，是美元，约合大洋一百二十亿！
这个就更完蛋了，全国人民不吃不喝十辈子都偿还不清了。
然后，新中国成立，美国人表示可以协助中国形式上统一，但前提条件是，新中国得承认国民政府的所有外债，再然后的事，就是***写了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灰溜溜走了，新中国不予承认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外债，中国人民一下卸掉了十辈子都还不清的巨额外债！
言归正传，凭借苏联援助的飞机、大炮外加坦克，国民军不仅重建了空军，整编了十几个精锐集团军，甚至还编成了国民军自成军以来的首个坦克团，有了这些家底，蒋委员长才又有了底气跟小日本打一场大型会战。
只是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由于在万家岭大捷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导致了原本的大好局面急转直下，薛岳在重新走马上任之后，也终究没能扭转颓势，而只是没让战局变得更加糜烂，说实话，薛岳现在干的活就是个修补匠，哪里有漏洞就往哪里堵。
整个战局如此，既便是最乐观的战略家，也看不出武汉会战有获胜的可能，现在国民军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将武汉会战的时间拖得更加久一些，同时尽可能的让日军的损失更加大一些，现实如此，你说，蒋委员长的心情能好得起来么？
回到自己书房，在摇椅上躺下没过多久，身后就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
一听这脚步声，蒋委员长就知道是他的侍卫长也是奉化老乡王世和进来了。
“世和，又有什么坏消息？”蒋委员长揉了揉生疼的太阳穴，以浓重的宁波地方口音对王世和说道，“当真是一刻都不让消停。”
王世和走进来，轻声说道：“委座，这次却是好消息。”
“是吗？”蒋委员长讶然，“这次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停了下，蒋委员长才兴致盎然的问：“什么好消息哪？”
王世和笑着说：“委座可还记得徐锐？勃兰登堡特种部队训练营的教官。”
“徐锐？我怎么不记得。”蒋委员撇了撇嘴，不似高兴也不似生气的说，“不就是上次拿一百多门重炮从我这里交换走金陵兵工厂全部设备以及技术工人的那个家伙？对了，还生生从青年学生决死总队骗走了一个团的青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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