皱着眉头，李伯玉开口了，“难倒要让嘉兴府一地为整个两浙东路的交子找出路？”
就这一句话，赵嘉仁对李伯玉就刮目相看。交子不是全国流通，而是每一路都有自己的交子，嘉兴府属于两浙东路，也就是说两浙东路的嘉兴用的是两浙东路的交子。对于有水准的大宋官员李伯玉，赵嘉仁笑道“我不知李知州听说过没有，在公田法推行之前，我是反对的。”
“听说过。”李伯玉答道。这么重要的事情在公田改革的圈子里面非常知名，因为别的反对者都是声称公田改革是如何的错误，而赵嘉仁则是表示公田改革失败的理由是大宋官员的执行能力不足。
对于这样的指控，不仅支持公田改革的官员们非常不满意。不支持公田改革的官员同样不满意。这算是一杆子打落整船人。
“以我大宋的能干，原本不会让事情糟糕到如此地步。然而事情最终还是变成这样，历任的执政们在货币上都采取了很糟糕的政策。这次也是如此。现在贾相公把所有的冲击都让民间自行吸收，就如同要在人胸口上打一拳，却不给那人穿厚些。这么干只会让大宋摇摇欲坠。本来这种财政冲击，若是各路能够有所引导，事情就不会变得很糟糕。若是，各路能够以粮食作为定锚……”赵嘉仁讲述着自己的看法。
“若是以粮食为定锚，那些钱岂不是都会来买粮食了么？”李伯玉立刻打断了赵嘉仁的话。
赵嘉仁笑道：“的确如此，可粮食有办法能解决。譬如每日能发多少粮食，官府可以控制。那时候即便粮价飞涨，却不至于没有缓冲。而且收这么多的税，难倒就不能把江上的税收给降低么。李知州想来知道江南西路的米价是多少。一石只有两贯，我没说错吧？”
身为大地主，李伯玉家里也有很多土地，听了这个问题他点头称是，“确实是一石两贯。”
“一石两贯还能对半赚呢。”赵嘉仁叹道。江西此时人口很少，现在的鄱阳湖地区耕种起来非常舒服，“而我们福建路一旦米40贯。我就不信江上运输的成本竟然能到20倍。若是让我的船队运输，一石米运到福建路也就是四贯，卖的话至多不过十二贯。怎么会几十年都卖四十贯呢？还不是沿途的税收太高。即便我的一些货物免税，我也不愿意沿江卖货。”
李伯玉对于理论的敏感度很足够，一谈到实务，他就觉得有些头痛。因为不管怎么讲，赵嘉仁的提法都可以归于‘要为政策埋单’。而谁都想让别人给自己的政策埋单，并不希望自己给别人的政策埋单。
看着这个赵嘉仁，李伯玉突然有点明白为何赵嘉仁居然会以大宋官员执行力不行的角度去反对公田改革。如果以赵嘉仁的要求，那大宋的官员们的确是办不到这些。毕竟这样的执行力实在是太过了。
如果是平日里，李伯玉大概是要和赵嘉仁辩论一番，此次他实在是辩论不下去，这个议题完全是崩溃的。李伯玉说道：“赵知州，你的想法很令人钦佩。不过咱们还是谈谈棉务的事情吧。”
“棉务很简单，便是三条办法，第一条，立公庄，第二条，嘉兴府所有土地尽可能的种棉花。”赵嘉仁对此早就有想法，所以回答的很干脆。
贾似道的公田改革也不是完全没有配套措施，首批公田回买以后，每乡设立一所官庄，庄官由财产丰饶者担任，两年一届，负责征收与运送租米。赵嘉仁也不准再做什么海量的更改，他准备就着贾似道的制度稍微改改就好。既然贾似道肯给赵嘉仁机会，那赵嘉仁也不准备就这么轻易放弃。
前两条很容易理解，李伯玉问道：“第三条呢？”
“第三条就是建工厂。”赵嘉仁给出了他的看法。
一直表现出很好理解力的李伯玉听完之后愣住了，他完全不能理解赵嘉仁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现在想让公田法的冲击有所减缓，办法就是稳定粮价。所以当地的公庄一定要能够保证嘉兴当地粮食供应。”赵嘉仁对第一条做了解释。。
浙西上等良田的地价是每亩四百贯，初行公田时，规定对租额每亩一石的良田给以二百贯补偿，已经只是市价的一半。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仅给四十贯，还都是无人购买的度牒、告身和形同废纸的会子。所以，实际上，公田法就是以变相的行政手段强行改变土地所有权，当时人怒斥之为“白没”（即平白无故的炒家籍没的意思）。因而公田法遭到朝野持久而殊死的反对，也就完全不足为奇。
李伯玉听了这话，也只能微微叹气。他后来反对贾似道，就是因为公田法的推行太狠。
“公田产粮，其他地就不要种粮了，即便是种粮也是要赔死的。所以其他土地都要种棉花！”赵嘉仁继续解释着。
官吏舞弊，回买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回买公田的田产标准之所以一再降低，最后甚至跌到百亩，关键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勾结主事官吏，隐瞒实际田产，造成回买不足。而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民户，主管官吏故意夸大计算其田亩数，强迫他们增加回买数，造成有些民户倾家荡产也无田可卖。而督卖者峻急刻薄，不择手段，甚至滥施肉刑，迫使有些走投无路的民户自杀了事。再次，官田收租，头会箕敛，引发阶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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