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刘旭的信，他不再是个无头的苍蝇，明白接下来该怎么做，为什么。
要是以前，他会在皇兄的身边讽刺“我女真男儿都是马上取天下”，可如今没了皇兄，他才幡然领悟，为什么皇兄当初那么重视刘旭，那么保护他，也明白刘旭的苦衷和不容易。
他挨着那么多人辱骂和排挤，却做着对金国最重要的事。
完颜宗弼站起来，小心收好信封，心里豁然开朗，他已经知道该要如何应对将来的局面了。
等这次回去，他要跟刘旭好好聊聊，完颜宗弼心里想着，然后走出大帐，远处朝阳正好，映这皑皑白雪，在寒冷中似乎也满是生机。
“皇兄，你在天之灵大可放心，我什么都明白了，会多听刘旭的话，大金国你不用担心！”完颜宗弼抬头，高声对着澄澈蓝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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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中旬后，随着春节在即，李星洲来到这个世界，眨眼就要进入第五年，而开元城在下了几场大雪之后，开始逐渐放晴。
今年景国大胜，攻灭辽国，抓了辽国皇帝，百姓也欢天喜地。
而皇帝更是高兴，因为虽有战乱，但是秋后统计的税收却比去年足足多了一成多！
别小看这一成，上升到国家层面，别说一成，就是一个百分点都是巨额。
之所以如此，是也因为王府南北贸易的带动，商税收入大涨。
李星洲参与了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的筹算，如今景国全国税收，农税只占百分之三十七左右，剩下的大头都是商税。
当初宋朝中期以后商税占据了国家财政收入七成，农税只占三成。
这点其实非常有趣，光这点，宋朝在古代王朝中就非常值得研究。
以明朝作对比，明朝重农抑商非常严重，商业税一开始收，后来干脆不收了，可结果是什么呢？
官僚把持商贸，商业不存在公平竞争，农民成为最苦逼的一群人，国家财政靠农税，打仗，修长城等等要钱怎么办？加税！最后加到底层农民头上。
宋朝重商，却是财政大头是商业税，农税从开国之后越来越轻，到商业鼎盛时候，几乎忽略不计，底层百姓负担越来越小。
如果不是对外战争疲软无力，抵挡不住北方崛起的金国，蒙古，加之连年不断的战争。作为一个底层百姓，活在大宋，会比后来的明、清这样重农抑商的王朝要幸福太多。
所以明、清这样极度重农抑商的王朝走向末路并不奇怪。
这就是很违背一般人的常识，重农抑商的王朝农民苦逼，赋税严苛，苦不堪言。
而重商的王朝普通农名反而负担很轻。
其实道理很简单，很多人仇富，但仇的其实不是富，而是钱后面的权，或者说不公平的商业竞争。
明、清忽视商业，其实就是无限放松对商业的监管。
放任导致有权之人轻松把持商贸，贸易不再靠商品竞争力，而是靠背后的靠山，靠权势，有权就有钱。
宋朝肯定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或者说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必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明清的做法是忽视，放任，不监管，默许官僚通过不公平竞争获利。
宋朝因为重商，对商贸的监管更加完善，更加重视，这种情况就会少很多。
而最为不同的是，宋朝的贸易从朝鲜半岛，日本岛，蔓延到波斯湾，红海，甚至非洲东海岸，这样广泛、开放的庞大贸易地图中，你管得过来吗？再大的权势能够兴起大风作浪吗？不能。
所以这就是李星洲要积极鼓励海外贸易的原因，它能通过贸易地域上的开阔，来限制权势对竞争规则的破坏，你能在一小片地区或者国内以权谋私，那出了景国呢？茫茫大海呢。
海洋是权力的真空，再有权势，在这么广袤的贸易网络中，也无法破坏规则，最后只能回到商品竞争的公平良性路线上去。
但明、清的海禁，彻底封死这条路，高层官僚集团和皇族为垄断贸易利益，自己随意把持贸易规则，直接一招海禁，将贸易圈在国内，于是谋利一时，遗祸百年，葬送自己，葬送王朝。
现在趁着皇帝和大臣都因为税收大幅增长而乐开怀，皇上还多次表扬他的时候，李星洲让阿娇代笔，自己口述，上书好几次阐述关于河网贸易，海上贸易的巨大鸿利。
还在朝堂上对众位人讲述扩大贸易网的各种好处。
因为事实就在眼前，这两年来税收一年比一年高，增幅巨大，所以他的话，十分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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