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从混乱状态奋力达到这种形态——这需要抉择：因为，人们必须有所选择，要么毁灭，要么成功。
在亚当型巨匠那里（米开朗其罗、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原始力量成为主体力量，他们与原始力量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造型的和史诗的。
他们可以利用由自身潜伏的巨大的原发性的原始力量（悲剧性的生涯和生存、天才和魔鬼、地狱深渊、疯狂的创造与毁灭、欲望与死亡、血、性与宿命，整个代表性的潜伏性）来为主体（雕塑或建筑）服务。
歌德是一个代表，他在这种原始力量的洪水猛兽面前感到无限的恐惧（如他听贝多芬的某些音乐感到释放了身上的妖魔）。
歌德通过秩序和拘束使这些凶猛的元素、地狱深渊和魔法的大地分担在多重自我形象中（他分别隐身于浮士德、梅非斯特——恶魔、瓦格纳——机械理性。
人类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创建了无数辉煌的业绩，运动场上一个又一个世界记录的刷新，科技领域一项又一项发明创造的诞生，展现了人类生命力与美的无穷魁力。
人类飞出地球的壮举和探索外星生命的尝试，表明人类生命具有藐视一切极限的气魄，生命力量和智慧的扩展是无限的。
如果为了创出纯粹的知性，亦即为了培养几何学者，生命耗尽了它所涵盖的内心潜力，我们也许必须心甘情愿接受机械论的生命观。
可是，追溯人类的进化路线并非只有一条。 其它不同的意识形态经过不同的路途已逐渐发展起来。
这些意识形态一如人之知性，不能使自己免于外在的束缚，或夺回自己，却能表现出进化运动的内在本质。
如果将这些意识形态汇集为一，再与知性融合，难道不能获得与生命同样辽阔的意识？ 这种意识，难道不能抵抗自己背后所感受的生命冲力，再突然回顾而展望生命的全景？
这是一种永恒的现象：贪婪的意志总是能找到一种手段，凭借笼罩万物的幻像，把它的造物拘留在人生中，迫使他们生存下去。
一种人被苏格拉底式的求知欲束缚住，妄想知识可以治愈生存的永恒创伤；
另一种人被眼前飘展的诱人的艺术美之幻幕包围住；第三种人求助于形而上的慰藉，相信永恒生命在现象的旋涡下川流不息，他们借此对意志随时准备好的更普遍甚至更有力的幻像保持沉默。
一般来说，幻像的这三个等级只属于天赋较高的人，他们怀着深深的厌恶感觉到生存的重负，于是挑选一种兴奋剂来使自己忘掉这厌恶。
因此，表面看来徒劳的事情也会结出胜利的果实，一件迟到了的事情也会成为人类了解未知世界的第一呼声，人类只要把自己的力量聚集到并未达到的目标，即使是壮丽的毁灭，也虽死犹生。
失败中会产生比胜利更加坚韧的意志。 雄心壮志能够点燃火热的心，获得成就和取得成功往往带有极大的偶然性。
一个敢于向强大厄运挑战的人，虽然毁灭了自己的肉体，但他的心灵却是如此高尚而振奋人心。
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伟大的时代悲剧，一个作家可以再现或创作它们，但生活创作的悲剧远远要多过上千倍。
人的思想品质也是如此。
古代斯多葛哲学的信奉者认为：由于世界被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和心地善良的神全面地统治着，每一单独的事物都应看作宇宙安排中的一个必需部分，并且有助于促进整体的总的秩序和幸福；
因此，人类的罪恶和愚蠢，像他们的智慧或美德一样，成为这个安排中的一个必需部分，并且通过从邪恶中引出善良的那种永恒的技艺，使其同样有助于伟大的自然体系的繁荣和完美。
不过，无论这种推测可能怎样深入人心，也不能够抵消我们对罪恶的出乎本性的憎恨罪恶的直接效果是如此有害，而它的间接效果则相距太远以致无法以人们的想象力来探索。
只有超凡的智者才有敏感、不朽的形态和空间意识，只有那无拘无束的直觉想象力才能造就历史上经典的艺术佳作和产品造型。
用有限的生命抗拒无限的困苦和磨难，在短促的一生中使生命最大限度地获取和展现自身的价值，使它在抗争的最炽烈的热点上闪烁出勇力、智慧和进取的光华。
这便是荷马的勇士们的人生，凡人试图冲破而又无法冲破自身的局限的悲壮。
很明显，这是人生的悲剧，也是人生的自豪。
虽然这一主题在后世的悲剧作家、尤其是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们不要忘记，是荷马和他的《伊利亚特》首先教我们看到人生的悲苦，人生的英烈，人生的渺小和伟大。
这些形象受制于一种不可抗拒的法则，以致有如薛西佛斯的岩石，快要到达山顶的刹那，又滚落下来。
把感性形象投入时空中的此一法则只是感性形象在本源上并不充分、却又具有永恒性的形象。
转化与消灭的交替，不断重新开始的进化，无限反复的天体回转运动，这一切都表现出物质性的基本缺陷。 最好填满这缺陷，时空随即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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