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东面对刘浚如的纠缠不休，本来还想见好就收，但想到今天的会议是现场直播，正所谓头可断血可流，革命者的面子不能输，必须狠狠地教训一下。
“刘博士，人在做决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他的身份和地位，还有他肩负的责任。比方说你与我，你仅仅是个副市长，你可以不考虑后果把邱与可与方利成和郑腾育三人请来。而我不一样，我是市委书记，请邱方郑三人，我得考虑政治影响。”
刘浚如果然生气了，“徐书记，今天是讨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无关，请你不要上纲上线。”
徐浩东不慌不忙地说：“刘博士，别忘了你是党员，你必须讲党性，也就是必须讲政治，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这是必须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如果你以为生活在一个真空世界里，那就算我对牛弹琴。”
不等刘浚如开口反驳，徐浩东继续说：“在上述必须的前提下，我在做经济工作的具体决策的过程中，一般还会考虑这么几个问题。一，我的决策符不符合党和国家的大计方针。二，我的决策符不符合云岭市本地的实际需要。三，我的决策符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四，我的决策符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五，我的决策能不能实现，失败的概率有多大，如何防止决策失败。六，我的决策在落实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在这过程中我需要准备什么预案和多少预案。七，我的决策是不是过时了？是不是太超前了？我的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负作用，我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负作用……刘博士，这就是我的方法论，你听明白了吗？”
刘浚如说：“这些我也会，请你举例说明。”
徐浩东摆了摆手，“例子有三，棚户区改造项目，重启市中心广场项目，大湾列岛及其周边海域开发，这三个项目的决策过程，我已详细地写成文章刊载在政府内网上，刘博士有空的话，不妨去学习学习，同时也请批评指正。”
刘浚如说：“我一定认真学习，徐书记，我很想知道你在决策的过程中，有没有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果有的话，是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多一点，还是运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多一些。”
徐浩东微笑着问：“刘博士，你知道我是如何区分经济学研究者的吗？请注意，我说的经济学研究者也包括我这样的末流爱好者。”
“不知道，请教了。”
“经济学研究者主要可以分为五类。一，纯学术研究者，他们专注于研究，不管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用没用，他们是典型的学院派。二，传播者，象我的岳父岳母，他们有自己推崇的理论，但仅限于学术，他们只是将一身所学传播给学生，不用对社会负责。三，利益集团代言者，邱与可与方利成和郑腾育三人，就是这一类的典型代表，他们既要名又要利，就象此次云岭之行，他们开价是税后六百万元，没有钱他们是不会来的。四，野心派，比如说刘博士你，你满腹经纶，才高五斗，你的从政明显带有个人目的，就是推销你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推销的同时获得仕途的进步，鱼与熊掌你都想要。五，实践派，比如说我，勉强算是实践派的一个，努力运用自己所力去为人民服务。”
徐浩东明显是在褒己贬刘，狂妄之极，刘浚如忍着怒火说：“徐书记，你别把自己说得太高尚了，你的努力工作，难道不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吗？”
徐浩东摇着头说：“不是，我可以从政，但我也不会执着于头上这顶乌纱帽，关于这一点我相当自豪，刘博士，这也正是我与你的区别，我考虑问题时是纯粹的，你考虑问题时是带着某种色彩的。”
“比方说呢？”
“比方说，你推崇并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且执迷不悟，思考问题时总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遇到任何问题或困难，你都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去解释去解决，你太机械、太教条。你违背了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在经济学范畴，没有一个理论是永远对的，没有一个理论是一成不变的。”
“那你呢？”
“至于我，在思考经济的时候，从来不会先入为主，如果遇到问题，我会用凯恩斯主义去解决，如果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我再用新自由主义去解决，有的时候，我会同时使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也就是说，我从不拿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当指导思想，它们只是手段，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或方法。就象咱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字典只是工具，就象咱们开门时的钥匙，钥匙最重要也还只是工具，决定进门不进门的问题，当然不取决于你有没有钥匙。”
刘浚如稍稍的楞了一下，因为徐浩东的说的是对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罢，确实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工具，顶多也只是方法，在经济学的殿堂里，理论多如牛毛，面对现实世界，没有一个理论是万能的。
徐浩东开始乘胜追击，“刘博士，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我的右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我的左手。什么时候出右手，什么时候出左手，什么时候右手左手都不使用，什么时候右手左手同时使用，取决于我的头脑，取决于调查研究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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