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其实还是有钱的，毕竟上年的财政总收入为二十多万贯，这仅仅只是通过税收的方式得到的资金。
而朝廷的整体收入分为三部分，其一是课赋，其二为商业税收，其三为造币。
如果算上前两者，去年的朝廷总收入大约为七十多万贯左右，除去各地自留的，真正交到朝廷的，大约也有三十多万贯。
但是明年的财政预算，却在三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八贯。
多出来的钱是哪来的？答案自然是造币。
这些年来，朝廷通过内部的挖掘，以及从日本的引进，手中造出的货币已经达到了百万贯之多。
可这些钱却没办法立即放出去，毕竟要考虑到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这一点所有的大臣都保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这笔钱应当逐年放出，根据经济增长的情况，适当的使用。
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产能不足，供小于需，各级商家待价而沽，借此大肆的敛财。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供大于需，也就是朝廷手中的钱太多，而且一次性投入进去，造成了钱币贬值，物价上涨。
没人希望在大唐刚刚起步的时候就遭遇这种问题，所以就只能忍着，即便是有钱，也只能一步步的放出去，有计划的放出去。
如果经济陷入停顿，那么下一年度的放钱计划也只能取消。
不然的话，一个经济膨胀所带来的损失，就远不是朝廷能承担的了。
当然，现阶段来说，距离通货膨胀还远的很，而且通货膨胀的硬性要求是信用货币，而不是现在的真金白银。
虽然李元吉的担忧有些杞人忧天，但毕竟不是经济专业，有这些担忧也纯属正常。
宴会就这么进行着，李元吉在只有前排才能看到的地方，对那些战死的将士敬了杯酒，又对这些胜利凯旋的将士们敬了杯酒。
而这一举动，再一次受到众将士们的拥戴。
李元吉如同那些普通的将士一样，带着文武百官，在最前端，也就是靠近城门的地方也坐了下来，与那些将士们一起在这风寒之中吃着宴席。
而唯一不同的，就是李元吉这桌上的人并不多，只有苏定方，李靖，房玄龄，程知节，以及李元吉五个人。
饭过半饱，酒过三巡，看着那些略显伤感的将士，李元吉无奈的叹了口气，为毛看人家打了胜仗回来都是高兴的不能行，到了自己这里就成了这样呢？
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回来的这七万余人当中，有六万以上都是超期服役，对于他们的去留也成了个大问题。
军衔制的劣势在于，四年服役期到了以后，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进入士这一级别，另一个则是退役回家。
而按照军衔制的核心，就是留下骨干，在军中没有什么特别优秀表现的士兵则退役回家。
在平时的时候，这种制度可以很好的确保军队血液的循环，不至于时间久了，一支军队就忘了该怎么打仗，也可以防止他们因为曾经的功绩而得意忘形。
可劣势在于，一旦开战，大多数人身上都有战功，虽然可能在这支部队里显的并不是特别的优秀，可跟那些没有上战场的部队相比，他们的优势又太大了。
另一个，超期服役只是在军龄上按照第五年来计算军饷，军衔则还是原先的，所以这也存在一个问题，一下子多出来几万个下士，总不能还让他们当普通士兵吧？
“有多少将士想要留下来的？”对于这个问题，李元吉也很是头疼，只能看向苏定方。
早在命令他班师回朝的时候，就已经通知苏定方在回程的途中进行统计，看多少人想走，多少人想留。
说实话，李元吉并不想放走这些人，因为他们是唐军中在近期唯一有作战经验的部队。
“想走的大约有一半左右……”苏定方有些尴尬，他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事实上，想走的人已经占据了六成，只是他不敢说出来。
李元吉暗暗点了点头，并没有觉得这个数字有些太多。
这很正常，府兵时期当兵还是在家里，战时为兵，平时为农，只是需要定期的集结训练，农闲的时候村子里的府兵也会聚集在一起私下里训练，加上唐朝有尚武之风，所以府兵的战斗力可以得到保证。
但不管他们有没有私底下训练，这些训练都是在自家附近进行的，就算是军府组织的训练，也不过是去县里半个月而已，有什么事情也能及时的照应到。
而离家最久的，就是在战时，短则半年，多则两三年，另一个是接受戍边任务的时候。
不过戍边是各个军府轮着去的，一次三年，一般而言，一个府兵在成为府兵之后，运气好的话，这辈子只需要戍边一次就完了，运气不好的需要两次，但三次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的。
像玉门关那种三年又三年，一支部队戍守了七年的情况，在唐初还是比较寻常的。
因为那时内部到处都是战乱，也抽不出兵力去轮换，这种情况直到贞观中后期才得到改变。
当然，那只是历史，早在军事改革之后，李元吉就已经对戍边的部队进行了轮换。
而军队职业化，便意味着一旦参军，就需要四年无法回家，就算是有假期，但事实上，假期大多数是针对士级以上的，普通的士兵根本没机会享受假期，除非遇到家庭重大变故才有可能被获准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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