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大汉帝国公卿勋贵的传承，已然出现一种趋势。二代继承者们，尚有一部分才干出众者，能在朝中当重职，享实权，继续巩固、延续着自父辈创下的功业与影响力。
类似的人物，在过去的几十年，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并且很多人也的确成为帝国的中流砥柱，包括赵匡义在内的诸多宰辅大臣、将帅封疆，都是如此。
而到了第三代，情况就逐渐发生变化了，那些承爵者，在朝中基本只担虚职，不掌实权，而代表家族出仕打拼，继续保持、提升权威与影响力的，则是其他没有继承权的子弟。
这种趋势，在世祖开宝后期便已有体现，等到太宗时代，就已然很普遍了。这其中，未必没有两代先帝王的推动，保留勋贵后裔们福荫的同时，也在各大家族造成一定的分化。
此举极大地保证了各大勋贵家族的根本利益，也使勋贵在帝国的政治生态中始终占据一个较重的利益，即便有世祖、太宗两代各种管理、约束、限制的政策办法，但他们对帝国的影响力实则是不减反增的。
到了刘文澎的平康年代，勋贵们不仅在军队体系内部保持着堪称绝对的话语权，在文官系统内，也同样攻城略地，拿下了众多要职。而对这一个个突然冒头出来的尚书令“候选者”，刘文澎一时之间竟有些措手不及。
至于朝廷内部，为尚书令之职，也是各施手段，局面之复杂，甚至到政事堂都无法组织廷议推选的地步，因为财政使李沆、吏部尚书刘继昌还有兵部尚书向德明都是尚书令的有力竞争者，并且，都被各自代表的政治派系所推举。
甚至于，连驸马、侍帅杨延昭都被人推戴，只不过杨延昭很果断地拒绝了，甚至主动压制了那些“热心者”的声音。
而此前有大量案例证明，面对这种纷繁复杂局面的时候，刘文澎既缺掌控能力，也缺乏处置能力。
于是，不胜其烦的刘文澎做出了一个充满他个性，细思之下又并不让人意外的决定，他于平康四年秋九月二十六日下诏，以内阁大学士、王旦为尚书令，总理朝政。
事实上，内外大臣们推举的那些人选，站在刘文澎的角度基本上是一个都不会认。首先排除的就是枢密院、兵部这两个军政系统，太平时代也不可能二衙长官成为“首相”。
其次就是李沆，他既是三朝老臣，又是太宗遗命辅臣，刘文澎好不容易才把刘暧、张齐贤这两座山头熬走了，怎么可能又给自己找不自在，没把李沆也一道赶出朝堂，就是他克制了。
而吏部尚书刘继昌也是同样的道理，他毕竟也是故徐简王刘承赟之子，宗室之后，论辈分刘文澎也得叫一声皇叔。费了多少心思与口水，方才把刘暧赶到南海封国，又怎么可能又把刘继昌给抬上来。
至于其他人的考量，就更简单，他不熟悉......
思来想去，也就王旦合适了。首先他是三朝老臣，五十岁出头，年纪、资历、能力、名声都够用，其次他也算是勋贵之后，毕竟其父王佑乃是“开宝二十四臣”之一，即便是一份注水的榜单，那也是偌大帝国三十年时间内最顶级的一批人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太宗皇帝当年在立太子时，实际给刘文澎找了三位老师。太子太傅赵王刘昉垂垂老矣，也被逼得主动到邙山结庐守陵；太子少府王禹偁，已然作古，刘文澎身上至今还背着一个对师不公的薄凉骂名；剩下一个，就是太子宾客王旦了。
有这么多合适的地方，刘文澎选择王旦，也就不奇怪了，而提拔其为尚书令的理由也是现成的，由其监修的《太宗实录》终于完本了，这可是一项大工程，也是大功德。
而除了王旦之外，刘文澎又把湖广巡检使慕容德琛上调中枢，担任尚书左丞，拜相。此举，自然而然讨得了慕容太后的欢心，母子关系又恢复如初，事实上，从刘文澎把鲁王刘暧赶出中枢之后，母子俩之间就已经开始和好了。
等到平康四年冬，大汉帝国新一届核心领导班子形成了：尚书令王旦、财政使李沆、吏部尚书刘继昌、都察使向敏中、枢密使李继隆、兵部尚书向德明、尚书左丞慕容德琛、尚书右丞寇准，还有刑部尚书徐士廉以及新晋的中书侍郎王钦若。
比起平康初年，格局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那种可以勉强压服众臣、领导全局的人物（赵王刘昉、鲁王刘暧、尚书令张齐贤）不存在了。
帝国中枢也初步地形成了以皇帝刘文澎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大汉帝国也开始进入一个共治时代，而这个所谓的“共治时代”，也是由皇帝刘文澎亲自开启的。
初掌大权的青年皇帝刘文澎，有了一段让人意外的勤奋表现，躬身视事，亲掌国政，组织会议，接见大臣，亲自批阅奏章，处置军国大事，尽情地体会了一番指点江山、日理万机的风光与辛劳。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事情刘文澎处置得还不错，礼部尚书陈贽、宣慰使温仲舒去世，他都发诏告慰；榆林道兵马副都指挥使陈兴纵纵兵劫掠治下汉夷部民，被他处死，以正国法；关内饥馑州县，也下诏赈济，体恤疾苦，蠲免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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