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孤冷的榆林，似夏州这样的主要城镇，要热闹些，毕竟还有些人气，但这份热闹也极其有限。除了驻扎的重兵，就是一些接济的难民。
整个夏州城外，还是一副凌乱的景象，大量的难民汇聚于此，即便有官府的维护，也难以见到一丝安定祥和，到处都是随意搭建粗陋的篷寮木栅，这是难民们数月的栖息之地。
人也有如行尸走肉，如今所有人，都在苦苦熬着，等待着解禁的一日，生活所需，只能依靠官府微薄的救济粮。
在这方面，官府实行严格的口粮配给，而这种救济粮，也只是让他们维持性命，不饿死而已，想要吃饱是不可能。朝廷的粮食，更多还是充当军粮，供应平叛的军队，以及战功赏赐，救济难民只是顺带罢了。
而即便如此，夏州本地的难民们，还得感恩戴德，战争背景下要求也没法太高。否则，在生产秩序完全破坏难以维继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得饿死。
当然，要说一点怨气都没有，也是不可能的，但是随着榆林平叛的发展，以及开春后“大清洗”的展开，所有的怨气都消解了。
至少，他们是汉人，官府还有一点“爱护”，还能得到一些救命的口粮，也不用像那些散落民间的人一样被人斩去脑袋拿去请赏换钱。
夏州，作为榆林道治，算是当下最安全的地方了，即便贼势最盛之时，都不敢贸然靠进犯。而现状也正是如此，偌大的榆林，也只有这些城市据点还有点残酷人间的样子，至于其他地方，几如绝域，游荡着的都是些孤魂野鬼。
事实上，为救济这些难民，朝廷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几万人的纯消耗，还是接近半年的时间，即便以最低水平的粮面供给，加起来也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而所有的粮食物资，都是从外部输入，运输成本也从来是居高不下，尤其在去年寒冬以及大乱正酣之时，每输送一石粮食，都需付出数倍的成本。一直到大部叛军被消灭，运输压力方才减轻了些，但也有限。
以往按照汉军征服作战的习惯，都会采取一些战时生产政策，既安置平民，维护治安，也减轻朝廷压力。但这一套，在榆林的特殊环境之下，也无法展开。
有鉴于大量的损耗，开春之后，行营这边，又进行了一次难民转移工作，将夏、盐、灵、绥等地的难民向关内、河西转移，以此减轻榆林消耗，也继续让邻道官府分担压力。
夏州这边，原本接收了上万难民，这已然不少，能够活着抵达州城，接受庇护的，都是幸运的，也是少数的。
不过如今，也只剩下不到四千人，大部分，都被官府转移走了，“武装护送”，而剩下的，都是些老弱，命硬，也不愿意再折腾了。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接任不到半年的榆林布政使张齐贤，对迁民政策，十分排斥。虽然过去的半年，他的工作重心也在平叛上，但如今乱事渐休，他自然不能再只考虑平叛一方面，需要为榆林的恢复做打算。
然而，叛乱与战争带来大量的死亡，人口锐减，不是腰斩，而是十室九空，十不遗一。如今，眼瞧着境内仅存的一些难民，都要被送走，张齐贤哪里还能坐得住。
二月的时候，终于从盐州匆匆赶来，入驻道府，同时求见赵王刘昉，希望他能下令取缔迁民政策，将榆林仅剩的一点元气保留下来。言辞激切，甚至有冒犯之嫌，但热血上涌的张齐贤也顾不得许多，即便得罪赵王也在所不惜。
张齐贤的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要是榆林人都没了，他这个布政使还有什么价值，牧守一方，圈里羊都没有，牧什么？
对于张齐贤而言，榆林之任，是仕途上升的一个关键门槛，他花了近二十年，方才成为方面大员，一道主官。跨过了这道槛，方才有更广阔的天地，登上更高的殿堂。要是房子都拆了，这门槛意义也就不大了。
在过去的半年中，张齐贤这个榆林布政使表现很亮眼，任劳任怨，积极配合行营，后勤安抚，做得也到位。刘昉身处榆林，也看得清楚，更何况，张齐贤还是他太子二哥看重的人，因此，能多几分体谅，对其请求，考虑之下，也同意。
事实上，朝廷能在榆林投放十几万军队，并且好吃好喝招待着，哪怕只分出一点残根剩饭，都能救济难民，后勤的压力，并不会因减少难民的救济粮得到根本的缓解。
于是，经过一番诚恳的进谏，榆林人口进一步的流失，方才得到制止。然而，事已至此，留下的也是一片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但摊子再烂，也是自己的基本盘，还得鼓足信心，硬着头皮去收拾。张齐贤也只能自我安慰，越是危难，方显能力，榆林要是收拾得好，也是一桩政绩。
因此，到三月以后，随着“大清洗”也渐进尾声，张齐贤已经正式开始了善后工作准备。首先做的，就是对于榆林剩余人口进行统计，当然，仅仅针对于各城镇接纳的难民。
结果很不乐观，甚至让人头皮发麻，整个榆林，只剩下不到三万人，这还得把北面没有受到太大叛乱影响的丰、胜二州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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