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政事堂。
经过在二月发生新一轮的政局洗牌后，也正式成为大汉朝廷权威最重要的政治机构，忠实地履行着上承帝命、下达诸司的职责。
经过一轮调整，政事堂的权力是有所加强的，至少与从前相比，萦绕于其头上，那片名为刘承佑的阴影，淡化了一些。
可以说，以审驳、执行两项职能为主的政事堂，就是如今大汉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受到上下的瞩目。
新成立的内阁，虽然离皇帝更近，体现着皇帝的意志，作为帝国的大脑，把握军国大政的方向，地位可见一斑了。
然而，对于大汉朝廷那庞大的官僚系统而言，两者的权威也是不可相提并论。最主要的原因，直接管束着官僚，影响他们仕途的，就是政事堂。
而对于庞大的大汉帝国的中枢大脑，在国家政治保持清明，局势保持稳定，各项制度日趋完善，社会持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则是不需过多的开动脑筋的。需要的，只是保持清醒，协助皇帝把握好国家发展的大方向，使大汉这艘巨轮稳稳航行，走得更安全，走得更远。
在这个基调下，政事堂的权威，自然得到了实质上的加强。朱元璋为什么要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就是因为中书省权力太重，中书省丞相权力太重，威胁到了皇权。
如今，大汉的政事堂，同样履行着这样的职能，掌握着统率诸部司衙以及天下道府州县。不同的，只是皇帝对待它的态度罢了。
刘皇帝权欲同样重，但他深彻地知道一点，那就是不可能凭皇帝一个人治天下，将天下权力聚于一人之手，同样是不健康，不合理的。
皇帝再勤政，也难以兼顾一切，即便能做到，最终的结果，大概率也是被累死。朱元璋这样的特例，则是不具代表性的，雍正倒是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则是，刘皇帝也清楚地认识到，宰相制度是不可能真正被废除的，明朝后来不是同样出现了内阁这样的宰辅机构？
因此，刘皇帝没有在政事堂存在与否的问题上纠结，只是考虑制衡，皇权与相权，固然有冲突，但也是相互依存的。在大汉，相权来源于皇权，而刘皇帝则需要靠宰相们辅助他调理阴阳，治理天下。
并且，政事堂的权力确实得到了强化，但相权仍旧保持着分散的状态，三名主要宰相，相互制衡。
赵普既非开国功勋，又非名门贵族，连功名都没有，从一个小小的地方僚吏，成为如今的尚书仆射，论资历、人望，都是有所欠缺的。
在刘皇帝身边的几年，以及在西南的建树，只是给了他一个晋位宰相的资格。然而，上下不服他的人，不知凡己，想要坐稳位置都不容易，自然不敢恃权逞威了。
而他从受荐刘词开始，花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方才走到这一步，自然会倍加珍惜，以求保有圣眷，施展抱负。
李业这个国舅呢，名声有点不好，朝廷上下怕他的人不少，难以齐人心，但放在尚书左丞的位置上，就是对赵普的一种制约。这个李国舅，可从来没有安分过。
至于宋琪，论根基底蕴，比赵普还要不如，他得以直接晋位宰臣，就真的只是起个辅助作用，专为做事了。
而三相之侧，另有财政、枢密二相，这一财一军，以作平衡。在刘皇帝的考虑中，这样的配置，将会持续很久，未来或许还会成为定制。
早年的事情，政事堂加平章事的相位，足有七人，但刘皇帝后来觉得太多，三人又太少，五人则正合适。
刘皇帝也是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尝试后，方才最终定下，求得个稳定合理。
还有一点则是，大汉的宰相们，不论哪一尊，都有地方的履历，有丰富的治政经验。包括李业，历任道州，也经过十多年的摸爬滚打，才得入京，还在刑部当了几年差。没有这些前提，哪怕他是太后最疼爱的弟弟，刘皇帝也是不可能推他上位，晋升宰臣的。
枢密院的“专业性”虽然要强些，但石守信也完全不需要质疑他的资格，履历丰富，不管是在京治军，还是出征为帅，都有充足的经验，而治军，也是治政，从来都不只是带兵打仗。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是刘皇帝一直秉持的用人方针，这在如今的大汉，格外明显。
当然，在近几年，政事堂中，地位最高的却不是宰相们。不提刘皇帝的话，也只有太子刘旸了，他在这里，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平日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与赵普等人处置国政，许多事情，他如今都可以直接做出指示了。必要的，则是定期向刘皇帝汇报，并接受考校。
宽大的公案后，刘旸正审阅着一份章程，是针对全国县令、尉治安功过令。对于治安维稳，大汉历来强调，这些年，各地官员也是十分重视，以致四海之内，匪盗禁绝，民不敢犯。
多年下来，也有不少官吏，因此而得到了颁赏升职。但是，过犹不及，为了升职进步，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些用法过度的情况，甚至有起反作用，造成逼良为盗的恶果，乃至枉法屈民。
御史冯柄在巡视州县时，发觉了这种情况，挑了几个案例，加以总结上告，立刻就引起了刘旸的重视。上报刘皇帝，于是得到诏命，对于所涉官员，加以惩戒，并出台一份功过令，予以规范约束，如今，草拟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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