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橱窗口有一个木门，布置橱窗的人进入橱窗必须打开木门上的锁，才能进入橱窗。”周主任道。
这说明门市部在橱窗的设计上还是考虑到安全问题的。
“不错，犯罪分子进入橱窗之后，用工具撬开了木门右侧的铰链……是这边的铰链。”童子强朝橱窗右边指了指，隔着橱窗的玻璃，能看见里面草绿色的木门。
“在勘察现场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试验，人在橱窗里面，只要有工具，撬开木板上的铰链，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
铰链和锁一样只能防君子，防不了盗贼。
“周主任，你们有没有安排人值班呢？”
“我们安排两班人，一里一外，店铺里面安排两个人值班，外面安排两个人巡查。这些年，我们都是这么安排的。由于我们的疏漏，所以给犯罪分子创造了作案的条件。”
周主任所说的疏漏，有两个方面：一，在店铺里面值班的两个人下半夜就开始睡觉了，最糟糕的是两个值班的人把睡觉的床铺在了西区，西区是买布的，因为是冬天，布柜有棉毛制品，值班的人用一些棉毛制品垫在身子下面，这样会暖和一些，这么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大百货柜和布柜之间的距离比较远。
值班睡觉，这是很多年来形成的惯例，在中国，只有一种人在值班的时候是不能睡觉的，那就是站岗放哨的人民解放军。第二个疏漏的地方是，在门市部外面巡逻的两个人，不可能一直在外面转，既然是巡逻，就会有时间上的间隔，关键是看间隔的时间有多长，案发当晚，时值冬天，气候非常寒冷……据当事人说，十二月八号的夜里，最低气温达零下11度，值班人员间隔的时间或许会长一些……或者在外面巡逻的时间回短一些。谁也无法将间隔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固定的范围之内。空档是客观存在的，既然有空档，犯罪分子就有了可乘之机。
之后，郑峰让周主任打开橱窗和货架之间的挡板，然后和李云帆、童子强到橱窗的后面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货架的上方和墙体时间，有一层很厚……也和牢固的盖板，盖板下面衬着一些角铁，角铁是用膨胀螺丝固定在墙体上的，角铁的另一头和货架焊接在一起……货架的边框也是角铁。童子强说，他们在勘察现场的时候，货架上的盖板完好无损，犯罪分子是从挡板进入店堂的。
李云帆用皮尺量了量货架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宽度为41。5公分，三个人在通道里面是侧着身体走的，童子强的身体比较粗壮，他在通道里面进出显得有些不畅。
之后，聂经理和周主任陪着郑峰一行到大街上转了转。
南门部地处县城的闹市区，在它的前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在它的东边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在门市部的正对面是商业局，商业局的西边是茶叶店和杂货铺，在门市部的斜对面……商业局的东面是服装店，名字叫“红霞服装店”……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这个服装店，服装店的西边是理发店，名字叫“东风理发店”。
商业局的北边是澡堂，名字叫“逸仙堂”。在服装店北边……和“逸仙堂”隔街相对的是一个剧院，名字叫“洪流剧院”，在门市部的东边是一个饭店……这是水涟县最大的饭店，名字叫“客再来饭店”，饭店的东边是一家旅社，名字叫“青春旅社”。
聂经理先后找来了案发当晚值班的四个人。
下面是郑峰和四个人的谈话记录。
案发之后，童子强和蒲森林已经找着四个值班人谈过话。
郑峰找四个人了解情况，是有考虑的，在“72。3。16”案和“72。3。27”案的规程中，同志们和曹德民、刘茂才、杨树理、夏老师、谢木匠的谈话就有若干次，每次的谈话内容都不尽相同，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和杨树理的数次谈话，杨树理就不可能想起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六号下午遇到赵一儒的事情；如果没有和曹德民的多次接触，曹德民和薛秀兰就不会想到谢迎华。由于谈话的时间，条件和背景不同，当事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前后两份谈话记录，信息可能会全面一些。
当然，郑峰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个案子有三种可能，一时内部作案，二是外部作案，三是内外勾结，犯罪分子对内部的情况似乎非常熟悉，不能排除内部作案和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性。所以，凡是和案子有关联……包括有可能和案子有关联的人，都要纳入警方的视线和侦察范围。
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一起价值一万多块钱的失窃案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错，在现在来看，一万多块钱不算什么，也许就是一件高档皮装的价格。在一九七二年……在文革期间，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二十几块钱，一个工人干五十年才能赚到一万多块钱，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万元户”的说法，这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能有一万块钱的存款，就算是有钱人了。
谈话在聂经理的办公室进行；
第一个走进办公室的是唐文君，此人22岁，是一个插队知青……一九六六八年，唐文君随父母从南京下方到水涟县，一九七二年初，国家落实政策，让唐文君顶母亲的职分在了县百货公司南门市部当营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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