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这场风波，原来和左季皋关系很好的日意格也彻底的倒向了沈佑郸这边，而原本就是由林义哲向沈佑郸建议才得以担任船政副监督的达士博自此更是对船政忠心耿耿。从此一门心思的扑在了乾国的造船事业之上。船政第二号轮舰建造伊始，林义哲提出了改进意见，达士博全都遵照他的意思一一做了仔细修改，使后续“湄云”级炮舰的设计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左季皋一计不成，又生毒计，所用的手段，便是对本来经费就不足的船政进行“釜底抽薪”。
船政创立之初，建厂的经费便是从闽海关的四成洋税下划拨40万两白银，另从六成洋税下每月划拨5万两白银作为运行费用。而左季皋的办法，便是以西征需饷的名义，停了船政的运行费用，将这些钱划给了西征军，等于是掐住了船政的喉咙！
左季高做事竟然如此决绝，深出沈佑郸意料，但林义哲认为船政不可能永远仰其鼻息，任由其摆布，同左氏决裂，是必然之事，只是早晚而已。早一日挣脱其羁縻，未尝不是好事。而沈佑郸则虽然认同林义哲的看法，却担心饷源已断，又无养船之费，船政根本无法运行，而林义哲却指出，就是按照左季皋所想，专造兵商两用之船，经费也是无从措置的。当初左季皋的设想，船政造出之舰船不需专项维持经费，船舶之维护、舰员之薪饷都要依靠去装载商货来赚钱维持。他这一创想看似合理，实际是无从操作的，船政不可能专门组织人手去招商揽活，而用这么一艘非驴非马之船去参与商运竞争，与那些已成规模之外国船运公司相比，又显得势单力薄。即便能获利，而要以此维持一艘兵船之费，也是杯水车薪。何况船政之经费开支早在左季皋在任时就已限定，哪怕没有此事，养船之费，也需另行筹措。
林义哲给船政想出的新办法，是在第二号第三号轮船已经在建，兵舰暂有规模的情况下，接下来建造几艘专用运输舰，仿西洋之制，成立专司商货运输之船运公司，竞争商运，得利接济船政，而为了急一时之需，林义哲说动闽浙总督英桂和福建巡抚卞宝第，从闽省岁入当中抽取洋药税接济船政。
而洋药税，便是鸦片税！
众所周知，大乾与英国的两次战争，都是因鸦片而起。中土近代屈辱惨痛的历史，也是从鸦片开始的。
在第二次禁烟战争之后，由于鸦片贸易和罂粟种植合法化了，来自鸦片的税收也相应出现并增加了，事实上，大乾政府对于鸦片的依赖性如同那些上了瘾的瘾君子一样，越来越大。在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国内便有人提倡“以土抵洋”，在中土各地广泛种植罂粟，与英国实行“鸦片战”。因而使“土药”的种植面积急剧扩大，不久之后，“土药”总产量已经超过进口的“洋药”数量，这样当然也导致了中土国内吸食鸦片者的人数剧烈增长。
尽管如此，鸦片给大乾政府带来的好处也是一目了然的。进口的“洋药”，每年的税厘收入大约有600万两银子，国产的“土药”的种种税捐，大概在2000余万两之上。这样巨大的收益，使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痛下决心割弃它。就在那一年，左季皋便提出鸦片加税，他的意思是想要通过加税抑制需要而达到禁烟目的，是“寓禁于征”，但在讨论过程中，官府注重的却是筹款，而不是抑制需求。有人上疏朝廷请求禁烟，但各地地方大员却坚决反对，称此类建议万不能行。有人甚至举出了广东的例子，称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哪有禁烟之后还收税厘的道理。这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即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结果禁烟的提议便就此不了了之。
由于大乾政府对于鸦片税的依赖越来重。尽管禁绝鸦片的呼声始终不绝，但大乾政府每到财政捉襟见肘时，便会想起这鸦片税来。在实行土膏统捐的时候，一些地方大员还想到了鸦片专卖，就是说，要像食盐一样由国家垄断鸦片，垄断价格，实行专卖，为此大乾朝廷还派人到印度等地考察鸦片专卖制度和效果。一向强烈批评英国鸦片贸易的美国人对于鸦片专卖提出了建议，认为实行专卖的目的应在于控制而不是敛财；应该制定三年鸦片渐禁政策，三年后禁绝，等等。一些人计算后认为，仅仅进口的洋药，专卖收益每年就可达3000万两。土药产量十几倍于洋药，专卖利益更是不可限量。法国人就曾经希望包办中土鸦片专卖，代价是2000万两；德国人也曾打过承包鸦片专卖的主意。大乾地方政府对于专卖热情有加，但最终因为民间的强烈反对和列强之间的矛盾而未能实行。但由此也能见到，大乾政府对于鸦片税的依赖可见一斑。
已经熟知天朝上国历史的林逸青知道，大乾帝国岁入最重要的是地租、盐税、厘金、海关税、内地关税、鸦片税六种。各省情况大同小异，当时那种情况，哪怕是由他来当闽浙总督，如果想要解决船政的经费困难，前五项也基本没有考虑的空间，只有鸦片税还有潜力可挖。因此对于当时的闽浙总督英桂和福建巡抚卞宝第来说，增加土药税和洋药税成为帮助解决船政财务危机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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