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爵爷是第一次见到这小火轮拖带的沙船队么？”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林逸青回头望去，看到“飞虎”号的管带杨用霖微笑着向自己走来。
“是啊！”林逸青笑着点了点头，目光又重新回到那些海面上由蒸汽小轮船拖带的帆船上来。
“这是朝廷漕运的船队，我们这些个海上飞毛腿，南北往来传递消息，都见怪不怪了。”杨用霖叹道，“有时候我们遇到这些个沙船，还要减速避让，要是冲撞上了，可就麻烦了。”
“现下闽厂和沪厂不是均能自造蒸汽轮船了么？怎么朝廷的漕运，还要用这些老掉牙的帆船呢？”林逸青有些不解的问道。
“林爵爷可知，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间用木船久矣，虽知轮船便利，但碍于财力，难以全部更换，是以才成了这个样子。”杨用霖答道，“其实能弄成这样，也全仗了令兄林文襄呢。”
杨用霖告诉林逸青，乾国的沙船运输业在韶光显凤年间一度空前繁荣。自北往南输运大豆，自南往北输送漕粮，月余往返一趟，一艘沙船一年可以往返七、八次，获利颇丰。上海港最盛之时，有沙船5000艘，水手10万余人。
但自韶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及显凤十年《北京条约》之后，乾国诸多港口对外开放，西方轮船的涌入，迅速将乾国传统的沙船客货运输业逼到了溃灭的地步。因为无论是速度、载重、安全还是价格，传统的沙船都不是西洋货轮的对手。不过四五年光景，上海港的沙船已锐减至四五百只，黄浦滩上，搁浅着成千的木船，任凭风吹日晒，自然朽腐。哪怕是象沙船船王王永盛的船队，也毫不例外地一路颓唐下去。其他的船主们也都和王永盛一样绝望。因为硬件、软件都无法与洋商抗衡，只好期待官府出面交涉。船主们聚在一起议论，结果是一致推举王永盛带头去向官府呈文，恳求官府与洋人交涉，将大豆、漕粮的生意划归乾国沙船专营，外商不得插手。
呈文里的一段话打动了李绍泉。呈文里说，如果沙船业破产，不仅仅是十余万船工失业的问题，还可能激起民变，进而朝廷的漕粮运输线也可能被破坏。李绍泉将呈文转给总理衙门，极力推动此事，但却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处碰了钉子，威妥玛当场表示拒绝，声称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须全部由乾国政府负责。
事情不了了之，作为“安抚”，大乾朝廷减免了沙船三成的“助饷银”和三成的“捕盗银”，但终究是杯水车薪，仅靠朝廷的漕粮运费一项，维持整个沙船业早已力不从心。彤郅八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设到了上海，更多的西洋商轮涌入乾国，乾国沙船运输业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在这一期间，乾国政府也不是对沙船运输业不管不问。总理衙门也曾饬令内阁军机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筹议解决漕运危机一事。结果得到了三种建议。一是修复运河，恢复河运；二是修复所有废弃的沙船，继续维持海运；三是朝廷增加沙船运输业的漕运运费，以挽救濒临破产的沙船运输业。
然而三种建议都遭到了李绍泉的反驳。李绍泉认为，运河八百余年，竭尽全力，运输能力不过每年十万石，于漕运大局无补；明明有便利的海运条件，非要耗费巨资去修运河，岂不是疯了；而修复沙船，至少需要支银3000万两，还需修建容量万石以上仓库400余座，朝廷哪里有这么多钱？增加沙船漕运费，救得了一时，却非长久之计。
当时李绍泉的老师曾伯函也陷入了深度的矛盾当中。早在彤郅六年，容闳就曾建议他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购买洋轮，组建乾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以挽救漕运。但当时曾伯函担心的是，圣平天国之乱刚刚平息，民心未固，“承运漕粮……在沙船为常业，非万不得已，亦未便遽作改图”，一旦朝廷发展轮船，十余万沙船业主和船工水手失去生机，会酿成大规模民变和暴乱。
但无论如何，乾国传统的沙船运输业终究是到了穷途末路。彤郅十一年3月，总理衙门再度致函曾伯函、李绍泉，询问采用轮船承担漕运一事，希望他们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一个月后，曾伯函溘然病逝，事情完全着落在李绍泉身上。李绍泉的解决办法，是扩大轮船招商局。招商局的运营方针，也由之前官方制定的“承运漕粮，兼揽客货”，改作了“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将招商局的主营业务放在客货运载上。
招商局成立之初，也和沙船业一样，与外国轮船公司发生激烈的竞争。但由于船政的大力支持，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均多次针对招商局发起的商战都被击败，在一干熟悉近代西方商业运作规律的“买办股东”的通力合作下，旗昌公司破产，太古、怡和则被迫三次与招商局签订“齐价合同”。朝廷的政策支持，与经验丰富的民间经理人之间的通力合作，使招商局迅速打开局面，跻身中外大轮船公司之列的主要原因。随着招商局业务的不断扩大，不但吸纳了不少沙船业的水手劳力，也给沙船船主们带来了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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