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显凤五年，自己遭疑被逐出军机处。显凤十年八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郊外，显凤皇帝拒绝逃往热河，欲亲自率军出征，结果不幸坠马病倒，而在勤王之师于北京城下死伤惨重，洋人有意言和之际，特降谕旨，任命自己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自己临危受命，忍辱负重，签定了《北京条约》，重新跻身于朝廷权力中心，直至显凤皇帝病逝。
也可能是不放心自己吧，显凤皇帝遗命立太子承纯为皇太子，令承威等八大臣为顾命大臣，辅佐承纯，而做为近支亲王的自己反而不在顾命之列。
而在承威等人欲图全面控制朝政之时，自己以高超的谋略和果敢，与仁曦联手，发动了惊心动魄的辛酉政变并取得了胜利。
在辛酉政变以后的四年中，可以说是宜欣一生最为辉煌的华彩乐章。他身兼议政王、领班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数职，实际上掌握了朝廷内外所有大权。宜欣那时改组军机，主持涉外事务，重用曾伯函等重臣开办洋务，使得国事重有起色，也就是在那时，仁曦太后赐给了自己这座宅子。
可后来盈满即亏，随着自己权势的增长，仁曦对自己的疑忌也越来越深。二人的关系恶化，是从她背地纵容日讲起注官蔡寿祺上书弹劾自己始。
那一次仁曦下令革去自己的一切差使。此举令满朝哗然，虽经朝中众王公大臣求情，恢复了自己的军机处、总理衙门职务，可她还是夺了自己的议政王名号。
那时他已经觉得自己“任事不能如初”，而后来自己弄出的诛杀仁曦的亲信太监海德盛事件，更加剧了仁曦太后对自己的忌恨。
如果不是林义哲想办法促成海外侨商报效修园，让他和仁曦的关系趋于缓和乃至重归于紧密，他以后的日子，真是无法想象。
即便如此，敬亲王也知道，他和仁曦之间，是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了……
远的不说，仁曦让自己的七弟纯亲王宜瑄主持海军衙门，加入到这“叔嫂共和”的局面当中，牵制自己的意图，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
毕竟，这“叔嫂共和”的局面，是从他开始的！
当年年轻的叔嫂联手夺得了政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犯了难。
合法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当时年仅6岁的彤郅皇帝，他只是个小孩子，本身就需要辅政者乃至摄政者。而合法掌握辅政权乃至摄政权的是承威等“顾命八大臣”，却已经被打倒。面对这种局面，叔嫂们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即皇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与敬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时并存。
这两种制度，虽然史有先例，但都是权宜之策，并不符合大乾“祖制”，更不符合中土传统的防止君权旁落的基本准则。自古以来，后宫、外戚干政都是正统朝廷所不容许的，而且，“垂帘听政”很容易激发人们对“女主当国”的无限遐想。至于历史上的“亲王辅政”，大多都演变成为篡位的悲剧，在通往最高权力的台阶上，这些血缘高贵得离皇帝宝座只有一屁股之遥的亲王们，其实是睡在身边的、最为危险的政敌。
这种“叔嫂共和”的权力格局，在大乾立国初年的杜兰铎太后与阿莫拉摄政王的搭档中，已经做过试点，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在那个年代，杜兰铎太后的权威远不如阿莫拉摄政王，实际上还是“亲王辅政”一头独大，只是因为阿莫拉或出于政治觉悟或出于“伟大爱情”，才保住了舜致小皇帝的皇位传承。但已经无限接近于最高权力的阿莫拉，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老二”们惯常的下场：身败名裂。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年轻的太后们与亲王们（参与政权管理的并非只是敬亲王一人），基本奉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太后们在后宫负责教育皇帝，而亲王们负责在朝廷管理国家。一切政令都通过形式意义上的“谕旨”而下达，太后们更多地是代替皇帝履行国家元首的象征作用。
在这样的格局中，敬亲王自然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敬亲王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令太后们感觉被怠慢，甚至怀疑将遭遇又一个阿莫拉，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当“叔嫂共和”进入到第四个年头时，两宫太后突然发难，一举褫夺了敬亲王的“议政王”头衔。
当时朝野上下普遍认为，这是仁曦太后主持的夺权行动，但这实在是两位年轻寡妇的联手亮剑。尽管都被尊为太后，但此前仁泰太后贵为皇后，她之于仁曦，不仅是妻于妾，更是君于臣。作为昔日的正宫娘娘，彤郅皇帝的教育，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由仁泰太后，而非皇帝的生母仁曦太后来负责。在世人的眼中，仁泰太后的形象十分和善，甚至懦弱，但在最为关键的辛酉政变中，她所表现出来的果决和刚毅，绝不亚于仁曦。
事实上，仁泰在表面上的“清净无为”，正是一个国家元首的应有的超然姿态，从而放手让其他两位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并且游刃有余、不露声色地调节着左右平衡：在褫夺敬亲王的“议政王”头衔时，她站在了仁曦一边；而在之后处死仁曦的宠信太监海德盛，尤其在为彤郅皇帝挑选皇后时，她又联合了敬亲王。敬亲王与仁曦可以说均为人中龙凤，能如此周旋于这对龙凤之间的仁泰太后，根本不可能是懦弱无能的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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