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州是一个处于高山与荒漠保护下的灌溉农业区，丰沛的融雪河水造就了十余处大泽和数百个小型湖泊，成熟的农田处处皆是，曹家虽然在政治上和民族情感上给人留下许多可诟病处，但平心而论，由于维持了将近二十年的稳定，曹议金为汉家人口与汉家文化在这个地区的延续所作出的功劳仍然不可磨灭，整个沙州地区围绕着敦煌阡陌相接数百里，鸡犬相闻数千村，是整个河西最稳定的汉民聚居地。安西军虽然高举汉家大旗，但实际上汉家习俗的保存远没有沙州汉民来得完整。
且在施政上，曹氏政权吸取了张氏政权晚期穷兵黩武的教训，在兵民比例上控制得较为合理，这也让沙州有利于沙州百姓的修养生息，当然，另外一个突出的结果就是军事力量远不如其经济力量。
二三十万人口散布在沙州各处农村，由于之前并未告急，敦煌方面并未号召城外的农民撤入城内。
在这个炎热的六月，安西数万大军忽然涌入这个地区，农民们看见，一开始有些惊慌失措，幸好穿梭于各地的安西唐军并未扰民，慕容春华在越过河苍烽之后就下达了铁令：入境之后，残民者杀，劫掠者杀，奸淫者杀！其纪律之严明远胜逐渐腐化的归义军士兵。
农民们望见一个个透着精神劲的小伙子，纷纷道：“呀，那就是张大都护的士兵啊！”
在鲁嘉陵的带领下，薛复进驻三界寺，安西军驱逐了盘踞在此的数百守卫，被释放的残存僧侣感恩戴德之余又不免悲伤流涕，围着鲁嘉陵哭道：“嘉陵师父，你若是晚来几天，也许就见不到我们了。”
由于三界寺有亲安西的基础，所以鲁嘉陵便建议薛复将大军的帅旗立在这里，这也是向沙州佛教界发出了一个信号，暗示安西军到达之后会善待佛子。三界寺是沙州地区的丛林领导者之一，敦煌城外的窟寺听到消息果然纷纷派人赶来朝拜并向安西军示好。
佛教在河西是极其重要的社会力量，从喜丧婚葬到社会治安的维系、精神信仰的寄托都在一座座的寺庙中，后来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的凿建，依靠的也主要是佛教的力量，能以一隅之地开辟出这样一个世界级别的文化遗产，沙州僧侣所掌握的社会力量可想而知。
诸寺首先归附，对沙州农村的稳定大有好处。薛复和慕容春华忙于军务，自然而然便将整个沙州地区的佛教事务都交给了鲁嘉陵决断。鲁嘉陵不过二十多岁的年纪，这时因时势所造就，竟然就成为整个河西佛教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强大的军力、严明的纪律加上柔和的统治手腕，安西唐军靠着这套综合军事、政治与宗教的手段，迅速地就确立了敦煌城外、沙州境内的统治权。这有一半要归功于张迈这段时间以来的活动，还有一半则是要多亏曹议金二十多年的顺民教育所赐！
要知《安西唐军长征变文》早已传遍各乡里，河西汉民都已视安西人为同族，百姓们本来就缺乏反抗性，听说张迈的军队进入接掌本地统治时竟然都没有多少抵触，许多人心里是这样想的：曹令公对不起张大都护，所以张大都护的人来和曹令公算账了。
反正在曹老爷手底下可以过日子，从《安西唐军长征变文》里头听来，好像张老爷对百姓更好。姓张的老爷和姓曹的老爷打架，关老百姓什么事情呢？所以大多数人都只是看热闹，也有一些热切一点的农村摆出了香案来迎接军队，当然也就有一些不服气的会搞一些破坏性的小动作，不过这些都只是插曲，不是主流。沙州的郊野、农村，大体上是平静的，如果曹议金看到自己经营多年的心腹领地竟然如此轻易地就接受一个外来统治者，只怕非气得蹦起不可。然而多年后张迈回顾此事时又想到了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加入这一次入侵沙州的不是安西军，而是胡人，沙州百姓是否也将如此顺从、如此麻木呢？
和城外的平静相比，敦煌城内的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
张迈对沙瓜地区百姓的战略手段，总的来说不是征服，而是争取。
薛复是明白张迈这种考量的，所以大军到达敦煌以后他并未马上就攻城，只是占据各处出入要道，截断城内城外的沟通。曹元德手头虽然还握着近万兵力，但这时却绝无出城野战的勇气！而薛复好像也没打算强攻。
从昨日围城到现在就不断有箭书射入城内，箭书中并没有什么威胁的话，相反全都是安民的言语，鲁嘉陵草拟的这份箭书用的是很平实的甚至有点变文味道的语言告诉敦煌民众几件事情：第一此次安西大军东进是因为曹家对不起张大都护，且勾结胡人将张大都护围困在玉门关，所以安西大将领兵前来吊民伐罪；第二，大军入城以后，绝不会扰民，军队之胁从者也不会问罪；第三，请城内居民不要再跟随曹元德助纣为虐，尽早开成迎接大军，但如果依然执迷不悟，城破之日也将是对一干从犯的审判之时！
敦煌乃是西北文化重镇，城内居民的识字率接近三成，所以箭书的内容很快就传开了，由于箭书以变文形式写成，读起来琅琅上口，一个识字的人读了一遍，旁边听的人就能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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