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黎医生提出“乐园”可以击败“黑水”，虽然她说了许多理论上的理由，但我十分清楚，要真正完成这件事，还有许多关键的地方需要解决。无论是从“白色克劳迪娅导致的集体潜意识幻觉”还是“四十多亿人构成的神秘”的角度，黑水都意味着一种匪夷所思的强大。哪怕阮黎医生把“乐园”形容为一种病毒般的药剂，要注入黑水之中并发挥作用，也绝对不是拿一个普通的针筒就能注射的问题。
我一直在维持连锁判定的观测，虽然对周遭事物的观测，在数据对冲现象的干扰下，已经降低到一个极低值，但是，对阮黎医生身体反应活动的观测结果仍旧让我感到不正常。阮黎医生在地下河之行前，是一个十分健康的正常人，但是，经历了地下河的事件后，对她的观测结果就开始有了起伏，这种起伏在我这里无法转变为更详细的数据，但却直接在我的感受中表达出某种不详的预感。
我觉得阮黎医生的身体就好似生病了一般，而且，并不是常识中可以自愈的病情。虽然阮黎医生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她也没有避开“自己已经被白色克劳迪娅侵蚀”的言论，更甚者，还当着我的面，对自己注射了药物。然而，无论她的情况是不是“白色克劳迪娅的侵蚀”亦或者是从其他角度而言的某些原因，她的身体在连锁判定的观测中，都给我一种每况愈下的感受。
就如同病情不断加重，恶化，乃至于似乎连死期都能预判了。
是的，我觉得再放任下去，阮黎医生就要死了。这种死亡的预感是如此强烈，当她做出返回精神病院的决定时，这种死亡的预感让我的内心沉重得喘不过气来。阮黎医生的言行就仿佛那些带着必死信念之人，要在自身死亡前，亦或者说，在自己必然死亡的觉悟下，决定去执行某种使命。
可是，我又何尝能够阻止她呢？我有什么理由和立场阻止她呢？我无法缓解她的痛苦，无法改变她的现状，无法治愈她的伤病，这个中继器世界对她的意义，和对我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并非是观测角度的问题，而是在心中的份量截然不同。这个世界的一切，对她来说就是唯一，就如同我尚未去往病院现实时，末日幻境之于我的份量一样沉重。而哪怕得知病院现实的存在，这种份量看似削弱，但却仍旧在某个幽灵般的时刻，凌驾于任何可以观测到的世界之上。
我直至今天，仍旧会想起过去末日幻境中的人和事，为之感到痛苦和彷徨。已经彻底消失的那一切，会在我思绪的一隅，会在我的梦中，悄然呓语，一想到如今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证明那个世界的存在，我就忍不住感到一种窒息的悲伤。而唯一可以消解这种悲伤和痛苦的，就只有战斗和“江”，新的末日幻境中那似曾相识，同名同姓，充满了既视感的一切，在更多的时候，都只是揭开那血粼粼的伤疤而已。
过去的末日幻境对我的意义，正如这个中继器世界对眼前的阮黎医生的意义。我们是相似的，所以我理解她，正因为我理解她，所以我无法阻止她。我已经嗅到了不详的味道，听到了死亡的脚步声，阮黎医生的痛苦、悲伤、失落、挣扎、决意和反抗等等一切活动资讯，让我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然而，阮黎医生不是高川，她死了，就无法重生。她也没有多个人格，在这个中继器世界里死亡的她，也必然暗示着，病院现实中的阮黎医生发生了不幸。我没有太多的证据，但是我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这反复重建的末日幻境，相对于病院现实的关联性。
而我，只能眼睁睁注视这一切的发生。在已经感受到的这不详的命运面前，哪怕获得了四级魔纹的力量，我也仍旧感受到自己是如此渺小。
我扪心自问，自己可以为阮黎医生做什么？自己真的已经没办法拯救她了吗？过去，这些问题总是会有一个暧昧的答案，总是会有一条退路，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哪怕这条退路是曲折而危险的，哪怕可能性是低微的。然而，现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我的思考和直觉没有给出任何一条退路，没有任何暧昧的可能。
从现在开始，阮黎医生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基于一个不可改变的命运——她就要死了。
我心中的痛苦无人可知，我不想让阮黎医生看到我的痛苦，我的软弱，我的一切人性化的脆弱，因为，我想，那只会增加阮黎医生的负担和痛苦。我故作平静，将所有的心绪，深深埋葬在对计划的思考中，将自己变成一个冰冷的人，硬要去拿她最后的坚强和抗争当做筹码。倘若我自觉自己是丑陋的，低劣的，没人性的，且是理所当然的，倘若他人认为我是这样的人，那反而可以让我感受到宽恕。
然而，就如同在过去的末日幻境中，我就已经知道的自己那样。我会在看到那些令人感动，潸然泪下的故事情节时，装出一副高冷的姿态，封闭自己的内心，将那些仿佛会暴露自己的脆弱的举动全都遏制下来。我冰冷地看着他人的啼哭，用各种理由去形容故事情节的狗血，而无视故事本身想要表达的那温暖而人性的本质。只因为，我不想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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