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的思想内滋生出众多的概念、解释和定义，这些资讯和常识格格不入，也有许多像是“告诉我真相”的情报碎片。这些陡然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仿佛它们一直存在于记忆的深处，但又有一种矛盾的感觉，让我觉得，它们在那个晚上之前，并不存在。我躺在病床上，无法进行深入思考，只能对这些资讯和情报进行归纳，按照自己所能理解的部分进行整理。
然而，哪怕我竭尽全力去读取，难以运转的思考，仍旧只是被动接受此时的我可以理解的一部分，而我也意识到，这一部分绝对不是这些资讯和情报的全部。这些资讯情报是以一种身而为人的我，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和状态，存在于此时的我的脑海中。而人类的“思考”本身，就是一种极限，决定了我不可能完全对其进行解读。
即便如此，我也仍旧对“病毒”的来由，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印象。同时，因为这些资讯情报的古怪，也让我不由得生出：我并非自主去认知，而是被强行对“病毒”进行这样的印象认知。
在那一个分界点来临之前，“病毒”或许存在但对人类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它是一种“思想外之物”，对于任何有思想，有智慧之物来说，它就如同仅仅是一个不会对自身产生任何影响的相对概念。
然而，当那个分界点来临之后，这个本该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相对概念，不再是这种空有概念而毫无实质影响的存在。确切来说，它身为一种相对概念性的存在，仍旧是其本质，而其存在的影响力，却是由有智者通过“思考”去实现的。
换句话来说，如果有智者放弃知慧，放弃思考，那么，“病毒”就会“消失”。亦或者，从一开始，有智者的思考并没有趋向于认知“病毒”方面，“病毒”也就会继续保持原本相对概念却无实质影响的状态。
“病毒”的诞生，近似于人类对“大一统理论”的思考。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人为源头，去试图从多种常见的精神和生理病症中，找出它们最底层的关联。就如同人们试图找到一个“大一统理论”，从世界的最底层和最根本之处，去认知这个世界一样。有这样一批人，希望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以“一个理论”和“一个最基础的原点”去解释所有的精神和生理疾病，在这个过程中，并不仅仅是“通过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方式去解释”这样的程度，而是加入了大量类似于量子理论，高维理论，超弦理论等等物理学乃至于数学理论，去看待这些病症。
人的细胞、基因和神经，同样被分解成原子以及比原子更小的颗粒，从粒子的相互作用，又发展到量子纠缠和影响。乃至于思维、精神和灵魂本身，也可以从这些理论中，找到可以解释的部分。
而整个研究过程，也并非是一开始，就将所有人类有记录的病情，都统一起来看待，而是优选一些病例，寻找其中的共性，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
在这项研究中，“病毒”的意义就是各种已经发现和未能发现，但实际存在的假象病毒的概念集合，倘若所有的病变，都能从一个最基础的原点进行阐述，那么，也必然有这么一个最基础的“变量”，是所有病变的基础，常识中所有病毒的原初。
对研究者而言，这个最基础的，原点的变量，大一统的病源体，也就只能用“病毒”这个词汇来描述。
这就是“病毒”第一次被确立的开始。
而这个时候，“病毒”和我此时思想中，被强行定义的那个相对性概念的“病毒”，仍旧是有所不同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研究的继续，“病毒”的概念开始升华，然后，和“概念上的相对性”进行了接驳。从这个时候起，本应该不具备实质影响的，只存在于概念中，也只有概念性的“思想外之物”，以“病毒”的方式，开始对世界产生影响力。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视为，人们在研究大一统理论的过程中，将“病毒”的概念升华，最终令其成为“思想外之物”影响世界的支点和桥梁，成为“思想外之物”降临于世的思想载体。
哪怕是到了这种时候，“病毒”对世界的影响力，仍旧没有目前所认知到的这么强大。它虽然已经开始成为拥有影响力的存在，但其本身的活跃性还是极低的。
然而，人们对“病毒”的研究，还在持续。
最初多种精神和生理病症，在这项研究中，就已经被统合为“末日症候群”，“末日症候群”被认为是感染“病毒”的结果。这些早就被人们认知到存在的病症，在以实验的方式统合起来后，产生了连专家们都束手无策的恶性变化。
处理单一的病变，人们可以针对性采取多种方式。然而，当多种病变以连锁并发的方式展开，并产生更多的副作用，导致病变的种类急速上升的时候，本来针对一种或几种的方式，开始赶不上病变的增殖。于是，更贴近于如今的末日症候群的末日症候群诞生了。
倘若，将这种恶性变化和我此时的认知结合起来，我个人觉得更像是——“思想外之物”借助“病毒”这一载体，正尝试以一种更切实，更具体的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有那么一些人，以联想的方式，以实际的实验，从一个荒谬的角度，进一步确认了“病毒”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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