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夏历史走到最后一个封建汉人王朝，大明帝国那会儿，阶层分别可谓是最最分明的时候了，天下能排的上号的就是四种人：士农工商。
除了这四种人之外，像什么搞运输的，干衙役的，倚门卖笑的那些，都是贱籍，完全没有社会地位，所以暂时可以忽视掉，单说这个士农工商。
士农工商之所以被称为士农工商，那是因为士子（读书人）是排在第一位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嘛，而排名第二位的，则是被当代人看不起的小农民，其次是工人老大哥。
做为不事生产，专门靠投机取巧致富的商人，则是四类中排名最低的，被鄙视的，是不能参加科举的（商人的后代可以，经商者没资格），备受全社会高层所鄙视的。
就像那个牛皮拉轰的天下第一巨贾沈万三，为了拍老朱马屁，献出家产给老朱修城墙的下场是什么？
是全家财产被炒，本人流放三千里！
让你丫的显摆有钱，搞你，而且还不会有谁为你站出来说话，因为你是第四等人！
那时候的商人，可是相当没地位的，他们的所遭受的每一次压迫，都是一部心酸的血泪史--这种状况在‘我大清帝国’事情，稍稍有所改变，毕竟满清人的思想比较开放些。
但商人真正的地位转变，则是在民国时期。
那时候的四大家族，可谓牛比到了极点，据说连国家发行的货币都是他们家印刷的，总算是把商人的地位，从泥坑里一把拉到了天堂上，至今仍旧是当代精英，国家的栋梁，哪怕是感冒了打个喷嚏，这边的老大们也得献上自己的关心之情。
而据说早就身价过千亿的董总，更是这边的座上宾，别说是副官这样的小人物了，就连张启龙那样的，也没被人家看在眼里。
包括王总--也只是拿着纳税人的钱，给大家打工罢了。
董总是老板，不但是她万千员工们的老板，也是王总等人的衣食父母。
没有那一个当父母的，会跟自己孩子客气啥，所以董总一把推开副官后，也没理睬迎上来的张启龙，踩着高跟鞋向上寄走，摆手叫道：“王总，王总，请留步！”
董总不是一个人来的，跟她一起来的至少有十七八个人，个个西装革履的气度不凡，一看就是驰骋商场的精英人士，其中不但有黄种人，还有其他人种。
大家跟在董总后面，一起快步走向了山道，视路边那些持枪的特警战士如无物。
董总等人的车队一出现，王总就看到了，不过他可不认为这些人有资格能让他驻足观望，当前他正飞快的动着脑子，琢磨该怎么对付沈银冰呢。
听到董总的呼唤声后，他才有些纳闷的转身，看到一群人轻易突破张启龙等人后，眉头微微一皱，但很快就舒展开来，很客气的对沈银冰说：“沈女士，请稍等，你不会介意吧？”
沈银冰也看到了董总这些人，自然搞不懂他们是做什么的，所以也没在意，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高翠俩人，则快速站在了她面前，右手放在了腰间：她们不怕王总等人，却担心跑过来的这群人中，有人会对沈总不利。
身材微胖的董总，一马当先快步走到山道上后，鼻尖上已经出现了汗珠，喘气声也大了起来，可满脸都是欣慰之色：“总算是追上了！”
董总在这边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因为身价过千亿的某集团老总，更重要的则是她背后的能量--就像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当今美国总统大选需要强大财团在背后支持那样，很多政策等方面的决定，其实就是他们这些人的意思。
现在再也不是大明帝国时期、商人再有钱也是个肥猪的时候了，他们迎来了商人最美好的时代，完全可以凭借其强大的金融帝国，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策走势，甚至国运。
在这儿，稍微罗嗦一下，讲个真实的小故事，由此就能看出商人在近代史有多牛比了：那是在十九世纪时期，号称世上第一家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某位老大，拿着从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银行开的支票，到英格兰银行要求兑换现金，银行却以只兑换本银行支票为由，拒绝了他。
此老大勃然大怒，第二天一早，就领着自己的几名银行职员，带着大批英格兰银行的支票要求兑现黄金，当天就使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明显下降。
第二天，此老大带来更多的支票，一名银行高级主管颤声问还要兑换几天，老大冷冷地回答：“英格兰银行拒绝接受我的支票，我干嘛要它的？”
英格兰银行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然后宣布：英格兰银行今后，将兑换所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支票。
董总当然没有这位老大那样拉风的本事，可其背后的力量，却足够能影响王总的未来，甚至这边的某些决定性政策的，所以王总对她自然是得客气有加，哪怕当前还有个大麻烦没解决。
“董总，您好，多日不见您又年轻了许多啊，什么风把您给吹到仙霞山来了呢？”
在别人面前好像总是一脸阴骘的王总，此时面对董总时是笑面如花，要多阳光就有多阳光。
“王总说笑了，我今天来，其实不是来麻烦你的，而是要找这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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