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业发展可以吸纳流民，这个倒是善政，从工场作坊收税，还有你是的在市舶司收取关税，真能有这么多？百万两啊？”
裕王终于还是忍不住插嘴问道。
难怪裕王对开放市舶司能够赚百万两银子存疑，实在是和现在市舶司制度有关系。
现在的市舶司，其实是承袭的自唐朝开始以来的模式，且变化不大。
唐高宗显庆六年，创设市舶使于广州，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派专官充任，主要职责是向前来贸易的船舶进行管理，代表宫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管理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抽分。
之后的宋、元乃至到现在的大明朝，大体也是这些职责，只是增加或者减少市舶港口。
当然，因为各朝政策的原因，职责也略有不同。
比如大明，因为实施海禁政策，只进行朝贡贸易，所以市舶司还承担着迎接外国使臣，勘合真伪和禁止民间出海的职责。
或者说，古代的市舶司不仅承担海关的职能，还承担一部分外交职权，负责对海外使臣的迎来送往。
而在这其中，外交职能更重，而海关职能偏小，或者说因为市舶司官员私下的一些行为，导致大量本该收归朝廷的关税流失。
其实，这样的事儿并不鲜见，各大钞关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因为每年缴纳的关税保持稳定，且还有朝中诸位大臣的维护，所以朝廷并未追究。
毕竟，有官身的人，又有哪家没有家人或者认识的老乡商人，或多或少都有借出名帖给人行方便的时候。
魏广德也不敢把其中的猫腻说的太透，只能比较委婉的说道：“这其中的利益应该很大，否则何至于会引来倭寇。
海外之人，对我中华物产的喜欢超乎寻常，自唐朝起，南洋和波斯商人就络绎不绝，他们愿意远涉重洋而不惧其间的风险就可见一斑。
据说，我中华之物运到万里之外，货物价格可以涨数倍，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大明出去的商品，征收相比于商品价格很高的关税也是可以的。”
对于明朝的商品在这个时代的欧洲到底能卖多少钱这个问题，魏广德当然是答不出来的，但是却可以简单作出一个判断。
那就是，商人是无利不起早，既然他们远涉万里而来，那自然代表其中巨大的利益，那就是在扣除了采购成本和运输费用及必要损耗后，这趟生意依旧有丰厚的利澜。
魏广德也不知道这个时候的欧洲是否有山寨大明的商品，但是这都不重要，只要商人愿意来就行了，增加的税收那些商人是通过压缩成本去抵消还是提高售价去覆盖，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印象里，明、清时期全世界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是公认的事实，还海运技术并不完善的这个时期都能达到这样的成果，说明大明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是无敌的存在，大明商品绝对不愁销路。
“虽然不知道其中的利澜到底有多大，但是夷人每年都会来到我大明周边购买我大明商品这事儿，我也是听人说起过，这些夷人甚至直接从倭寇手中收购抢掠的大明商品，这其实也是倭寇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居正这时候开口说道，他是湖广人，自然不像那些沿海行省之人对海贸那么熟悉，但也道听途说了一些。
这个时候听到魏广德说的话很有道理，不妨把他听说的一些事也说了出来。
“这么说来，如果开放市舶，让夷人可以直接在市舶司采购大明商品，至少可以杜绝他们和倭寇进行交易。”
殷士谵提醒道，对于图财的倭寇来说，抢来的东西如果不能变现，那抢来何用？
“开放之初，关税可以暂时不加，或者说是优惠，暂时免除关税，同时坚决拒绝和倭寇有联系的夷人入港交易，为朝廷赚银子是一方面，同时打击削弱倭寇也不能手软。”
魏广德接话道。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开放市舶，允许夷人中的商人也参与交易，不再查验勘合，朝廷一方面把江南收取的实物税赋进行交易，把它们折银，另一边也可以从中征税，那是不是也允许我朝商人也参与其中，他们也要征税吗？
算了，还是收税吧，既然他们也有利可图，收点税倒也无妨，不过，听你话里的意思，开放市舶似乎对打击倭寇也是非常有利。”
在魏广德说完后，裕王点着头说道。
此刻，在裕王心里的天秤已经倾斜，虽然知道在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开放市舶的奏本十有八九不会获得通过，但是开放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大明物产通过市舶卖到外洋去，那些工场作坊势必要扩大生产，这就需要招募工人，江南因为胡宗宪加派引发的流民就有了安置之所。
朝廷可以通过市舶把官仓里积压的货物处理掉，变成银钱使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善政，最起码可以缓解朝廷财政紧张的窘境。
更何况，按照魏广德和张居正所言，开放了市舶后，就可以杜绝夷人商人和倭寇做生意，沿海之人有了海贸一条活路，也不必为了谋生加入到倭寇之中，长此以往，倭寇人数减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倭患。
貌似，这是一箭三雕，怎么看都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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