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黄河，有元一代，大约应该算是患害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了。
自蒙元世祖忽必烈以来，到现如今的至正二十一年，短短的八九十年间，决溢已不下六七十次之多，平均每不到两年就会发生一次决口，决口处达有二三百处。黄河沿岸的百姓常年遭受水患，苦不堪言。
至正十一年的“贾鲁治河”，便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至正四年五月，大雨连下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县、沛县、定陶、楚丘、成武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水势北侵安山，沿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坏两漕司盐场，妨国计其重。省臣以闻，朝廷患之”。
这个水患，已经实在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
因此，时任“行都水监”的贾鲁便就在当年“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图上进二策”，提议治理黄河。他提出的两策，一个“修筑北堤”，用这个办法的话，用工省；一个是“使复故道”，如果用这个办法，则功数倍。
所谓“修筑北堤”，其实不是修筑，而应是加筑。因为蒙元在黄河以北开通的有会通河、通惠河等运河，所以，对黄河两岸向来都是重视北岸，对北堤的修筑非常重视，以防黄河水决，夺了会通河、通惠河等运河的河道。而相对来说，对南岸就不太重视。甚至，为了减轻北岸的压力，还常常不治理南堤，任黄河南下。也因此出现了一个情况，导致黄河的河道越来越往南偏移。
而又所谓“使复故道”。这一个“故道”，指的是“归徐”河道。即归德、徐州间的水道。元代视此一河道为黄河的故道。
贾鲁的这个意见虽然提出，但是后来却因为他“迁右司郎中，议未及竟”。又直到至正九年，脱脱复相，治河之事方才又被再度提出。
脱脱有“贤相”之名，也确实眼光比较长远。他不但看出了治理黄河的必要性，而且还想使这件事“利在千秋”，所以很快就采纳了贾鲁的提议，并决定采用他所提出的第二个办法，即“使复故道”。并任用了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于至正十一年正式开始了治理黄河。
凭心而论，这的确是一件好事，利国利民。
然而，只是可惜，却因为蒙元自建国以来的横征暴敛、歧视汉人，长期的残酷剥削与黑暗压迫之下，老百姓早已就活不下去了。这一回治水，又大发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十五万人，民怨自然更甚。
自古以来，凡朝政败坏、民不聊生之时，只要百姓们有这种大规模集会的机会，必会发生动乱。此次也不例外，“红巾军大起义”，由此拉开了帷幕。
可怜脱脱雄心勃勃，可惜贾鲁胸怀大志，一件好事反而成为了直接覆灭蒙元政权的导火线。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贾鲁的确很能干，不愧后人的评价，“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汉之贾让，元之贾鲁”，确实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杰出河臣，对治水还是很有一套的。
尽管在治水期间发生了红巾起义，他却也只用了七个月，就“水土工毕，……，河乃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成功地完成了治水。虽然说，仅隔了两年后，黄河便又开始发生决溢，并且直至元亡，差不多每隔一年就要发生一次决口，但这个责任其实并不在他。而全是因为当时的黑暗吏治，蒙元官吏的腐败无能。不管什么是东西，做的再好，也需要保养。根本就没人管，当然肯定不行。
总而言之，“贾鲁治水”之后，黄河算是回复了“故道”，虽然仍时有水患，但不管怎么说，相比之前总还是好了很多。
不过，有句话需得说清楚，“河乃复故道”，却并非就是说整条黄河都纳入了故道，整个的黄河水全都按照这一条河道奔流入海。这个“河乃复故道”的“河”，说的其实只是黄河的主流，主干河道
毕竟，黄河肆虐多年，正如上文所讲，又因为蒙元朝廷重视北岸，不重视南岸的原因，致使河道“不断南移”，故此，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有不少的岔道，特别是在北边，岔道更多。
便比如至正十九年，也就是前两年的事儿，黄河发生过一次河决，就不是出现在归德、徐州一线，而却是出现在济州任城县。济州，即前不久被庆千兴、傅友德诸将打下的那座城市，在兖州的西南边。
有关蒙元时代黄河的情况大致如此，暂且按下不说。
只说杨万虎、胡忠两人与高延世、傅友德会师之后，过楚丘而不入，转往南行，急行军了半天，入夜前后，已然来到了黄河北岸。
时当盛夏，雨水丰富，加上前几天刚刚的一场大雨，夜下远观河水，只见浩浩荡荡，汹涌澎湃，混沌而迅猛，便好似一条长龙，呼啸南下，奔腾入海。其河水拍打两岸，连带奔流之声，简直震耳欲聋。
早些时候，当常遇春率领吴军北上之时，水势还没有如此浩大。当时，水浅的地方甚至可以匹马洇渡，如今显然是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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